“城里人”在大城市生活，曾让“乡下人”羡慕不已。

　　当国门为国人打开的时候，许多农村人都怀揣着梦想，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迈进一度向往的“幸福乐园”。但当历史跨向全新的时代，“新城镇化”的美好蓝图和愿景，却魔幻般几成“逆城市化”的乡愁。

　　近来出版的《中国城市化：危机与对策》一书，无疑是有关城镇化思考的另类解读。郭志族、郭京龙主编独劈新径，致读者于豁然开朗的清新境界。作者分析了众所周知的城市化问题，还提出了更加深入、更高层次的问题，凸显出可贵的思想禀承与治学态度。

　　恰如著名学者庞中英所言：“该书提及了许是最基本却最易忽略的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政治学问题：‘谁的城市’，也即，中国的城市化到底是谁的城市化？”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提出和叙述问题而且回答问题，即作者所说的‘中国城市化危机’的对策”。

　　在过往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怕犯西方工业化式的错误。特别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提出的“逆城市化”现象——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基于诸多因素导致的“城市病”不可化解时，城市发展则反向郊区或农村转移，这种现象又被专家誉为“逆城市化”乡愁。有意思的是来自农村的诉求是，一种始终在成长的“新城镇化”理想，则呈现一种粗放式扩张发展态势，这种对冲式相向发展的特殊局面，又如悖论式的宿命让人纠结于心。

　　作者倒不回避“逆城市化”现象，反而觉得给城镇化发展创造了空间。但在这个自然转换过程中，却要防范“伪城镇化”现象发生——由政府主观决定、主导城镇化进程和方向，农民们则“扛锄头上楼、阳台上养猪”，忽略了产业升级、就业安置等因素，加之社会福利体系不够健全，国民最低生存目标难以实现，自然导致了市民变游民的伪城镇化。

　　特别是近年来的政府投资拉动，因为与市场衔接不够自然，未能从源头上拉动内需，而且边际效应凸显，后续动作乏力，制约了经济活力和社会创新力，甚至造成许多匪夷所思的“城市病”。难怪农民企业家孙大午一针见血地说：城镇化就是“让农村发展企业化、农村经济市场化、农村农民居民化、农村建设城镇化，以工业化为前提和基础，全方位促成经济社会良性运转，完成真正的大中小合理布局的城市化”，而不是老计划思维下的“理想国”。

　　值得提及的是作者对人本身的眷注：“城市化，首先是人的城市化”，这是城市和制度文明的重要标志。事实上，不论是本书言及的“城市化”，还是现在推行的“城镇化”，都必须面对这一问题，尤其是城乡户籍制度的待遇落差，甚或成为国民们长期的心理隐痛。如此将误导中国城镇化的政策选择，使得中国的城镇化走上“GDP邪路”，甚至成为不顾产业现实、缺失身份平等观念的盲目“造城”运动，最终使得中国的城镇化成为“夹生”的城镇化。

　　该书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相关社会问题，并较好地解答了这些令人困惑已久的社会课题，值得所有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感兴趣者一阅。而如何顺应市场化规律、科学推进城镇化建设，却是一个没有轨道可循的新命题。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城镇化会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疑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与方向。

　　2014年，注定成为中国改革关键年，也将注定成为新型城镇化元年。但愿各地渐次展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能使新的城镇文明有山有水有乡愁，成为人类城市进程历史上最浪漫，最成功的范例，而不是一次“玩得就是心跳”式的资源“豪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