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洛杉矶、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伦敦，均出现过雾霾，但只是出现在某一个城市。但在中国，雾霾在城市群之间移动，互相影响，对整个中国沿海城市带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循着褚大建的表述，我们试着探究问题的实质。

　　中国主要城市的发展有三大特点。第一，这些城市大多以工业为导向，而且是重化工业。工业排放是造成雾霾的原因之一。另一个特点是，中国城市能源供给中，煤炭燃烧占到很大比例。尤其是北方的供暖和发电，大部分使用的是煤炭火力发电。第三，中国城市小汽车的出行密度还在增加，中国的汽油品质也存在问题。汽车尾气对PM2.5指数推升“功不可没”。

　　褚大建认为，谈雾霾，无法绕过中国城市的设计与发展，而要根治雾霾，就要从城市的管理、设计和规划三方面入手。

　　首先，中国城市如何完成城市工业化的转型，使现有的重化工业的经济结构逐步向使用新型能源、能耗低、消耗少的战略新兴工业转移，或者向服务性行业转移，这是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对比一下相关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症结。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五成以上，其中工业城市占47.8%，而全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0%～51%，工业城市仅为26%。发达国家城市化在70%以上，工业城市仅仅在20%左右，更多的比值留给了服务型经济。很明显，中国城市发展过度依赖工业。

　　未来，我们要改变这种局面，可以让城市向两个方向发展，向服务经济转型，抑或发展能耗和排放都比较低的高层次工业。中国城市未来发展，重要的不只是解决环境问题，还有经济和就业问题。一些人可能会担心，这种转变是否将影响就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实际上，中国很多工业城市解决就业的能力是非常弱的，而发展服务经济，解决就业的能力要比工业型经济高得多。

　　再来说一说城市能耗结构问题。中国城市能源供给大多依靠煤炭。要有效根治空气环境的问题，中国必须对煤炭使用量严格控制，或者对煤炭类型严格筛选。否则，雾霾很可能转化为常态环境问题。对煤的使用方式也应该更经济有效，在产出同样的GDP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较少的煤。

　　再说交通设计。中国目前主要的城市交通都有以小汽车作为主导的倾向。如何控制小汽车增长，重新设计交通，方法可以从浅到深。浅的方式大多属于应急措施，比如，北京采用的摇号发放车牌和限号出行。但这都只取得暂时的成果，之后小汽车的数量可能还会反弹。而且，控制小汽车的方法，也会影响人们出行。所以，很多年来，人们都提倡要大力发展公交，公交优先。

　　褚大建认为，无论是购买小汽车还是让公交优先发展，都无法绕过距离和生活品质之间的矛盾。当城市以摊大饼的方式无限扩张，必然导致人们的出行距离加长，花在路上的时间增加。比如，在人口大量导入的城市郊区，居民每天使用公交前往市中心的工作地点上下班，路上的时间通常达到1到2个小时，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从这点来说，公交优先的发展理念在将来可能过时，而“超越公交优先的理念”将成为主流。按照我们的国情，应该发展空间紧凑、功能组合的城市群，使人们在生活区附近解决就业问题。

　　要根治雾霾问题，中国城市必须要有战略性规划和设计。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人口多、空间少，这些实际情况意味着既不能学习美国摊大饼的城市模式，也无法借鉴欧洲小而精的城市发展模式。褚大建认为，发展城市群，既不是发展单个的大城市，也不是突击发展小城市，而是整体发展大、中、小城市以及更小型的城镇集群，组织成有规模的城市群。发展这样的城市群落，就必须将高速铁路引入到这些城市群之间。因为，只有高铁才是符合这种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群落居民出行数量、速度以及效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