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信托董事长蒲坚曾阐述称：“流转不能使土地产生新的用途，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流转集中后的土地要取得持续的规模化的效应，还要使规模化效应跟现代科技相结合。”在中信信托看来，信托的引入，能够注入更多的金融资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财经论坛表示：“我们的政策的发展软肋就是农村金融改革滞后。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但银行家愿意还是不愿意接受农民拿着一亩三分地来抵押贷款是个问题，我们周边国家很多土地都是私有的，真正拿土地抵押贷款解决融资难也不太容易。”

　　企业策略

　　资本下乡务农：企业将遭遇“五道槛”

　　对于决策者而言，需要在农民利益和企业效益方面寻找一个平衡，更为关键的是，需要探寻一条资本服务于现代农业的道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既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部分，也涉及到农村承包地，对于后者的表述为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事实上，农村土地流转主要表现为农村自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因为大量农民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主要是将耕地转给亲友，这是一种自发自愿且基本公平的交易。

　　目前，中央对工商资本涉农的态度是有保有压，既要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同时要防止资本下乡进行非农化生产，比如开发房地产等。

　　这次《决定》除了重申“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外，还希望“工商资本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决策层希望看到的是：现代工商业能够为农业注入更优的生产要素、更先进的经营模式改造传统农业，而非工商资本到农村来兼并土地开发房地产，造成农民失地的现象。

　　作为最早农业产业化政策制定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就表示：“农业产业化的收益受资本主导流出了，价格波动和自然风险叠加的代价，却大部分留给了农民。”

　　另一方面，企业到农村的第一要义是为了利润，农业投资的效益自然为他们看中。但近年来，跨界经营农业的工商资本不少，失败案例也常见。比如，网易五年前曾高调宣布投身特色养猪产业，但如今网易官方给出的成绩仅为“养殖了400多头猪”。

　　这也就是说，在做农业方面，企业有时未必比农民高明多少。国研中心副主任韩俊在央视财经论坛透露，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后，种稻米的只占1%，他认为企业不能跟农民竞争种粮食，“企业如果租农民的土地种粮食，一亩地东北租金800块钱，中部地区1000块钱，沿海1500块钱，企业就算再有本事，租农地种粮食也赚不到钱。”

　　由于中国粮食价格过低，如果企业种粮，加上人工成本等因素，种粮的利润还不够偿还贷款的利息，而农民的优势在于其不计报酬的人力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张利庠将企业务农归结为“五道槛”，三高就是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一低就是低利润，一长就是回报的周期长，而投资讲究“高、快、强”。

　　从投资收益角度讲，企业对自己的投资领域必须有清晰的规划。而从决策者来看，现代农业要破局，企业和农民要各自找准自己的定位。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现代种养业，不是要替代农民，也并非农业的每个领域每个环节都适合工商资本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