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型城市一词最早源于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57年提出的“巨大的多中心城市区域”，这里人口稠密、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充满活力，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不可否认，巨型城市以其特有的空间优势和积聚效应带来经济实力的增强、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功能的完善，但同时也滋生了一系列城市病——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停车困难、空气污染、房价高涨、资源紧缺，城市变得喧嚣而不适合人生活。

　　“现代化”与“宜居化”是否注定是两条平行线，永远没有交会的可能?郊区化为解决大城市病提供了一条重要出路，其核心是让中心城区与郊区实现互动，改变城市基础设施，改变城市建设发展方式，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实现城市群的有机互动。田园城市群将是中小城市对接大城市的出路。

　　早在1898年，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就在《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田园城市思想和建设新型城市理论。他认为，城市、农村以及“城市-农村”的三种生活形态犹如三块磁铁，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一致地发展。这一兼具城市乡村优点、推崇城乡一体发展的理想形态，生动诠释了城乡统筹、区域平衡、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理念。

　　虽然与霍华德理想中一模一样的田园城市并没有出现，但他的理念深深影响了西方城市设计师。在二战后，为解决由于大萧条和战争造成的住房短缺问题，西欧建设了大量的新社区，这些新社区中不少都带有田园城市构想的影子。

　　在我国，石家庄、宁波、无锡、成都等城市也陆续开展了田园城市建设，成都甚至将城市发展定位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现代田园城市之所以称为“现代”，其必然是传统田园气息与现代高端服务业、科技业结合的产物。比如，50%都是公园和保留地的澳大利亚堪培拉，该城市中心与市郊、周边乡村呈环状毗邻，红白相间的低层别墅掩映于绿树红花之中，众多生活富足的全球知名软件公司的技术人才悠闲地生活于此。与此类似的还有拥有微软、波音等顶级公司的美国西雅图。

　　相比自然资源极其优越、竞争又不十分激烈的堪培拉，西雅图模式显然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西雅图以前以林业和捕鱼业为主，后来以市场效率为核心，匹配了合理的商业环境，从而吸引高端企业和高端人才，成为美国开办企业最佳的城市之一。而正是基于产业的成功和市场的高效率，西雅图才有财力和能力让绿色循环经济在美国乃至全球处于领先位置。这种自然环境的友好，让90%以上的民众满意，也吸引了更多高端人才，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

　　对于我国的大多数城市而言，人均土地或其他资源占有量比海外发达国家的城市要少，现代化程度更低、环境基础更薄弱。如何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兼顾自然环境舒适和人文环境友好，甚至能忙里偷闲，在紧绷的社会竞争中给自己一方娴静的心灵空间，是中国要全面求解的课题。建立在高效生产力基础上的西雅图模式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