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乌托邦构想几乎都以城市为对象，几乎都体现在城市的空间设计上。梦想者总是想把城市归置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样，而无数梦想的交融，构成了城市错落有序、疏密有致的空间。城市好似越来越繁杂，但内在的秩序、结构总是趋向一种合理状态。某种意义上，城市空间体现了一种“不完美的乌托邦”。

　　同样在城市这个有限的空间内，人们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能方便的达到，有理想的居住，有充足的设施，甚至能有一种审美的愉悦。无数的需求交织一起，凝结成了一个多样性的城市空间。城市仿佛处处体现着人的生命机能，能消化人们的各种要求，反映到自身的空间。

　　多样性的城市错落而有序

　　城市已不是一个“机械拼图”

　　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纲领性文件—《城市规划大纲》，后来被称作《雅典宪章》。《大纲》提出了城市功能分区的观点：城市被划分为居住空间、工作空间、游憩空间、交通空间四大类。

　　《雅典宪章》代表了工业革命后城市规划的一种基本思路，即按照工厂的逻辑，城市空间分门别类，一个用途一个用途的规划设计。

　　这种规划设想如今被认为带有太理想的成分。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以美国巴尔的摩市的一个居住区为例，对这种单调功能的城市分区提出了批评：不方便，缺少街道生活，缺少商业选择，也缺少吸引人的文化生活，而“从经济的角度说，这儿是一块废地”。

　　现代城市发展，区域分工已经不再那么单调，居住区、商业区只是大致的分类。田艳平强调，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空间的功能划分，只是属于最基本的划分，如今城市功能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的趋势，空间类型大大超越了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类。严格意义上，功能分区在宏观层面依然分明，但在微观层面却不是那么明确了。

　　张健认为，功能设计更多反映了当时的城市问题。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进程日益提速，同时也暴露了很多城市问题。功能划分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与其说这是对理想的向往，不如说城市当时在居住、工作、游憩、交通等方面产生了问题，规划界正是希望通过对空间功能的划分，来解决上述问题。

　　不能吃碗热干面都跑很远

　　归根结底，人的需求、兴趣、品位五花八门，城市必然充满多样化，城市功能、用途充满混合性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城市是个有机体。

　　反映到建筑上，一个人口密集的区域，建筑种类多样，布局紧凑，往往充满繁杂的美感。《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提到了曼哈顿的例子，这里的中心区，楼群密布，保险公司和律师事务所楼群、政府办公楼、船运公司楼群等等多种多样。

　　而类似美国城市这样的中心区，还有一个特点是：街道短而窄，有很多转角，人们都可以“步行到任何一个地方”。紧凑的格局下，人们行走之中并不是很心急火燎。

　　以此为鉴，我们的城市尤其是新兴区域，一个问题是，楼群密集，但往往单调地分布在漫长街道的两侧。如果用步行检验城市的空间格局，往往很难合格。有篇论文《人与城市建筑空间的交流》以合肥为例回顾道：从新中国成立前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合肥淮河路一直是唯一的商业街道，道路狭窄，人车混杂，路旁的店铺生意兴隆，道上的行人摩肩接踵，虽然简陋但是繁华。改造后的1998至2000年间，新建的淮河路步行街路旁的建筑重新规划设计，道路扩宽两倍有余，虽然路中间点缀着绿化、坐椅、雕塑、灯具等设施，整体空间也较宜人，但街道却变得死气沉沉了，沿街商场走马灯似的关门、开业，市民光顾却很冷淡，前后反差鲜明。

　　总的来讲，一定的区域规划发展，重在满足公共空间的功能，首先要避免“吃碗热干面、买份报纸，都要跑很远的路”的问题。

　　田艳平认为，这需要规划部门的长远打算，而我国规划还处于出了问题才考虑解决问题的被动阶段。买早点、买报纸的要求看似简单，但背后隐藏着城市或者小区生活气息培育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很难一蹴而就。

　　张健则从制度层面看待此一问题，譬如，土地转卖给开发商，就很难要求他们主动设置小饭馆和报亭这些低利润的小店。这些并没有太大的商业价值，更多的是民生需要。

　　城市内部空间需要疏密有致

　　城市的高密度给人带来方便

　　1959年，美国学者约翰·登顿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和英国的“新城镇”后得出结论：这些区域缺少密度足够大的人口来支撑公共设施，以至于唯一有效的经济的需求只是满足的一部分，“人们所能获取的商品和文化只是满足那一部分的需求。”

　　这种解释可以香港为相反的例证。学者刘卫斌在《香港的城市空间、郊野公园与设施效率》一文中介绍，根据香港规划署的住宅发展密度指引和分区计划，港岛、九龙这些中心区域，容积率指标基本上是“北上广深”同等地段的2 倍左右。40-60 层的“鸽笼式住宅”在香港屡见不鲜。然而，正是其城市的高密度发展模式带来了公共交通的规模经济，高密度缩短了居住点与活动点的距离，人们很容易利用公共交通来往，提高了系统的经济效益。

　　譬如香港的图书馆，香港有67个公共图书馆，相当于10.7万人可以享用一个，由于居住人口在空间上高度集中，且公共图书馆的设置往往与肉菜市场、老人活动中心、社区球馆等其他公共设施设置在一个综合市政大楼里面，居民日常使用这些设施十分方便。以港岛北部为例，从最东到最端头约14公里，却有14 个图书馆，平均每公里一个，即使住的离图书馆最远的居民步行500米也可以到达。毫无疑问，如此“奢华”的公共设施，受赐于人口高密度聚集。

　　高密度区域尺寸必争

　　当前城市发展越来越强调“密度分区”规划。

　　在城市的中心区域，人口密集，商业繁华，空间紧凑，摩天大楼鳞次栉比，这是通常的“高密度区”。

　　如何定义城市的中心区域?田艳平说，传统意义上城市中心更侧重于地理中心，如今城市中心则主要指CBD，即中央商务区。具体到武汉而言，武汉的商业中心也在不断地变化。武汉本身的三镇格局造就了武汉多中心的格局。

　　城市中心区域开发密度较高，而具体规划一般有何考虑?比如建筑密度，容积率等等?田艳平说，更多的还是出于地价、地租的考虑。基于这些，才有了房屋对于高海拔与高容积率的追求。

　　张健指出了一种现象，开发商一旦拿到了地块，那么地块的开发很大程度上出于开发商的考虑了。作为商人，显然要考虑利益最大化。所以一般尽可能地增加高度和容积率，而不会太多考虑基础设施等其他因素。

　　另一个问题是，城市发展，土地利用率要求越来越高，资源越来越紧张，相应的一些区域本需要高密度开发，可是内部空间可能已经饱和，造成了“空间浪费”。

　　田艳平说，其实城市发展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空间浪费”问题恐怕主要集中在旧城改造方面，我国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下的旧城改造正是希望通过旧城空间的重新组合与利用，改变空间浪费的局面。值得警惕的是，新城开发到了一定阶段，也会出现“空间浪费”的情况。倘若城市依照“摊大饼”的模式无限扩张，就会出现新的空间浪费。

　　让城市通风透气

　　尽管香港拥挤异常，但这个建埠已超过150多年的城市，截至2011年，还保留着843平方公里的未建成地区，占其总面积1108平方公里的76%，其中包括24个郊野公园、22个特别地区、4个海岸公园和1个海岸保护区。香港分别于1976年和1996年通过《郊野公园条例》和《海岸公园及海岸保护区规例》，将这些郊野空间的保护写入立法。

　　除了生态保护的问题，城市保持一定的低密度空间，疏密有致，还有自然气候的问题。就在今年夏天，不少地方经历一场罕见的高温天气，当时，城市的“通风”性能开始广为讨论。

　　武汉2009年就曾出台规划，明确利用东湖、汤逊湖等6片生态楔形绿地，形成6条风道，引入城外凉风，为主城区降温。但是，部分风道正在被商业房地产项目蚕食，一些风口被围进高楼大厦的“铁桶阵”内。

　　张健认为，城市低密度空间的限制开发往往很难保证。一旦把地交给了开发商，他们追求利益，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风道”?现在政府需要对开发商有后续约束机制。

　　尊重历史积淀

　　天际线：建筑层次向天空的延伸

　　城市的天空，也有她的“密度”，而且越来越被看重。

　　在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中，“天际线”已视为一个定型理念。值得一提的是，天际线的概念虽然源于西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天际线也大多集中在欧美，但西方城市天际线的形成却没有掺杂太多人为规划的痕迹，更多还是依靠在历史中自然而然的形成。

　　威尼斯城的中心，有“欧洲客厅”之称的圣马可广场，在历史上是宗教与政治的活动中心，被公爵府、教堂、钟楼、行政官邸大楼、图书馆等建筑和大运河围绕而成。建筑造就了该区域天际线闭合的特色，而运河又为天际线带去了开放的可能。栖居在广场周边的鸽子，为静止的建筑注入了灵动的元素，形成了一道流动的“天际线”。

　　与由低密度古建筑组成威尼斯天际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的天际线几乎全由高密度的现代摩天大楼组成。威尼斯的天际线更多需要历史的机缘，而纽约的天际线显然更好模仿。也正是从纽约和芝加哥开始，摩天大楼的堆砌就成了后来亚洲城市制造天际线的唯一方式。

　　尽管天际线的概念已被人为化，但尊重自然的天际线才是城市规划者急需面对的课题。2014年世界杯与2016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里约热内卢就属于此类。当地有句谚语，“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用第七天创造里约热内卢。”里约确实与众不同，群山在海湾星罗棋布、自在起伏，山顶上巨大的耶稣像俯瞰众生。这样的天际线是多少摩天大楼都无法取代的。

　　国内同样不乏浑然天成的天际线，杭州便是典型。西湖之美，不止在于水，更在于有山为屏。湖东面建筑鳞次栉比，湖西面群山错落有致，现代与古典、人工与自然都倒映在湖中，彼此融合成了“水中天际线”。

　　在全球最佳天际线网站的评选中，香港一举夺魁，不仅成为亚洲城市的楷模，更是世界城市的翘楚。但香港的天际线并非没有遗憾，昔日香港最高楼IFC(国际金融中心)冲破了香港岛太平山的轮廓，被很多城市规划师戏称为“一颗突出的门牙”。而此前，香港岛所有摩天大楼的高度上限均不得超过港岛背后的太平山。维港边的高楼高度变化与背后的太平山山势起伏相呼应，这种和谐却被IFC的落成所打破。

　　“城市色彩”：让城市不再是灰蒙蒙一片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几座色彩城市吸引着全世界游客的脚步。金色之城杰伊瑟尔梅尔、粉色之城斋普尔、蓝色之城焦特布尔，如梦似幻、倾国倾城。但这些城市，一来规模不大，二来更接近于风景区。对于城市主题色彩的规划，可以作为案例，却很难成为借鉴。同“天际线”一样，“城市色彩”的概念越来越受关注。

　　“城市色彩”虽然已是定型概念，但色彩的形成也还是依靠自然而然的历史积淀。事实上，有华美色彩的城市，几乎清一色都是历史古都，米色的巴黎、橙色的罗马、灰色的西安、红色的北京、绿色的京都。这归因于古典精神讲究统一，而现代设计提倡张扬与个性，在天际线上可以求得规整，在色彩上却很难达到和谐。

　　像巴黎和罗马这样的欧洲古都，虽然有主题色彩，但主题色却不夺人眼球。米色与暗橙色都不属于醒目的色彩，这避免了让色彩喧宾夺主。色彩越不起眼，就越好搭配，相当于为未来的城市建设留出了很大一片色彩空间。

　　而北京和西安这样的东方古都，在古代为了突出王权，反其道而行之。用极其明亮的红色与黄色突出皇权的威严。古代统治者的整体视觉意识，被现代化的城市建设所瓦解。

　　得益于东京及时分担了政治中心的职能，京都幸运地成为了东方城市中极其罕见的保留主题色彩的大城市。京都在二战中幸运逃过了战火，之后的火灾与地震都没有动摇城市规划者保护这座古都的决心。京都古建筑大多为褐色，加之绿化良好，大量建筑掩映在寒温带深绿色植物中，形成了鲜明的冷色调色彩主题。事实上，在日本，植物同样可以成为城市色彩的主角。日本著名的抹茶正产自于京都宇治，禅茶之翠通过城市之绿扩展开来。可谓色彩形式与内涵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