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披露，北京西城区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11月中旬向有关部门报告，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已经不适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需求，建议外迁。而在此前的10月17日，河北省政府与北京市政府在京召开座谈会，双方就落实《2013至2015年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北京市服装服饰物流园转移到河北重点工作。

　　事实上，这并不是唯一一个需要外迁的批发市场，北京的大红门和雅宝路批发市场都将一起外迁。为什么要外迁?从这些批发市场本身来说，在人力成本、租金成本和电商压力下，批发市场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到一个租金价格相对低廉的河北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而从北京市政府而言，则是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升级的需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腾笼换鸟”——把这些低端产业换成和北京相匹配的产业。而从另一方面，这些北京看不上眼的产业却可能是河北省相关地方政府的香饽饽，也正是如此，市场外迁才能够顺利得以进行。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强调，这种“腾笼换鸟”并不是因为很多媒体所指出的“大城市病”，如果真是因为“大城市病”而导致这些产业被迫外迁，那么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三输：北京失去了低端产业、却没有相应的产业填补它们留下的空白;河北引进了市场，但带不来人流;市场经营者因为不靠近城市，缺乏人流因此导致生意不旺。

　　为什么说“城市病”是个伪命题呢?提及城市病时，往往是现代城市的三个通病：污染、拥堵和犯罪。而在谈论城市病时，我们往往简单把城市病与城市规模做一个正相关，意思就是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病就越严重。也正是因为此，我们把北京、上海等地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都说成是城市病。不过如果仔细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城市的规模与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城市的发展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有效地缓解城市病。

　　尽管有很多人认为城市的人口太多，导致了太多的大城市病。不过在我看来，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特大城市最大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人太多，而是人不够多。经济学家梁建章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作过一个分析，发现中国城市的拥挤程度并不高。在全球221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集聚体中，上海和北京的拥挤度(建成区人口密度)分别处于第114和139位，仅属中等偏轻水平。阿根廷面积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却集中了全国400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拥挤度高于北京。

　　如果说这个城市拥挤度测算太过于复杂，那么我们选择一个笨办法：以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在该国中的比值来测算。我在看美国各州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数据时有一个有趣发现，那就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数量与其在国内所占的比重大致相当，以2010年GDP排名全美前三的州为例：加州GDP约占全国13.34%，其人口则占全国的11.95%;得州GDP是全国的7.95%，其人口也占7.81%;纽约州GDP约占全国7.68%，人口也是6.31%。

　　如果以这个数字来算，那么北上广的人口可能就不是多，而是偏少。以2010年的数据为例，北京GDP约占全国的3.52%，但是其人口却只占全国的1.46%。如果其人口比重达到全国的3.52%，那么人口规模就会超过4500万;如果人口比重达到3%，人口规模也是超过4000万。换句话讲，无论怎么算，目前2000万的数字都不可能是其顶点。

　　不过也有人会问，目前北京只有2000万的人口就已经拥挤不堪了，如果再增加一倍人口，那城市还不得瘫痪?从国际比较来看，北京、上海并不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香港的人口密度就比这两个城市要高，但香港没有严重的污染问题，交通也非常通畅。为什么他们没有而北京有?

　　当然，简单把现在的北京、上海和香港、纽约这些国际性大都市比较并没有多大意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我们所处的阶段并不同。香港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城市，尽管其城市人口密度比北京、上海要大，但是由于城市已经进入成年期，没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拥入，因此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分配都不会出现大问题。而对于京沪这些特大规模的城市而言，庞大的人口基数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口基数一直在变大，变大则意味着原有的设施要不断地增加。而城市病往往是在这个增加的过程中产生——因为城市没法估计这些新增加的人口会往哪里拥，于是就会有污染和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发生。

　　再回过头看看这次即将外迁的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它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路边摊到后来的铁棚子直到现在的服装店、服装商场，现在已经是北京的三大服装集散地之一，营业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服装批发摊位约1.3万个，物流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年营业额达到200多亿元，日均客流量超过10万人。我们注意到，这些批发市场绝大多数的经营者都是外来人员，这个区域的一切都不是政府规划而来，政府也没有为此投入更多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也就在所难免。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此次外迁还带来了很多法律问题。据媒体披露，很多商户选择这几个市场，就是看中了地点和人流，一旦外迁河北，能否获得相应的回报是个未知数。据估算，这些商户大多都是一次性投入二三十万元进场费，和市场签的也是多年经营权合同，有的合约期到2025年，此外商户们每月还要缴纳不少的租金，一些旺铺的月租金要几万元。此外，耗费了近20年人气形成的动物园批发市场的品牌，能否也能随之搬迁到河北，这恐怕是比简单的物理搬迁更难以回答的问题。

　　换句话说，北京市政府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是不是需要给这些市场的经营者提供补偿?一个足以影响近百万人口利益的决策，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也是政府主导的腾笼换鸟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成本问题。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