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各地竖起了许多新鲜亮丽的高楼大厦。与此同时，不少城市的古建筑却纷纷被夷为平地。即使在首都北京，这座拥有大量文化遗存的城市，至今仍上演着古建筑不由分说遭遇强拆的悲剧。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上述现象发生呢?简单来说就一句话:盲目追求GDP。

　　媒体曾报道，一些地方官员在谈到城市建设时公然声称“拆迁的速度就是发展的速度”。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国许多城市出现了无休止的建了拆、拆了建的现象。这其中的利益驱动显而易见，城市吃着土地财政的饭，建筑开发商绑架了城市建设的节奏甚至规划，城市建设的逻辑大可用“谁给的价码高就拆掉那一片”来诠释，中国的城市设计已不见踪影，文物管理部门形同虚设。

　　许多到过北京的外国游客已然表现出失望，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想要看的古城墙和牌楼，这些原本散落于老北京各个街头巷尾的标志物，如今已难觅踪影，仅在书本中可窥究竟。漫步于北京街头，敏感的外国游客还以为身在纽约。其实，这种错觉一点也不让我们感到兴奋，因为这种错觉恰恰反映了城市建设的错位。

　　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正在催生大批雷同的城市。城市建设中的个性被泯灭，趋同化导致的似曾相识实属城市化的败笔。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

　　在西方学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和阿维纳·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的著作《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的城市身份为何重要?》中，两位作者指出，每个城市都应该拥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这便是城市的身份(identity)。这种身份是独一无二的，是与其他城市相区别的特质。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作者用“政治权力”来形容北京的气质，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北京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集权政府所在地。尽管许多人更愿意从其他角度来提炼这座城市，如文明古城等，但在作者眼中，北京的文明古城名分已不复存在。

　　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有用的概念，即所谓“爱城主义”(civicism)。这是一种类似于城市居民对其居住地感到骄傲，并认为他们的气质优于其他城市的情结。按照这种理念来推测，中国的城市居民中，有多少会为自己居住的城市感到骄傲?又有多少会认为自己居住的城市具有独一无二的气质?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我们不仅可领会作者宣扬的城市精神的要害，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评判中国城市化的成功与否提供了一种依据。

　　众所周知，中国不少城市已呈现生活成本高昂，基本社会服务难以获取等让人难以生存的症状。除去顽固上涨的房价，令人窒息的空气雾霾也使得城市居民骄傲不起来。一些对生活品质有较高需求的人群正无奈地选择撤离城市，去空气清新的远郊居住。

　　那么，如何才能培育出中国城市的精神气质?首先要做的是落实城市建设中的科学规划原则，制止“一届政府，一个蓝图”的做法。中国学者喜欢拿美国芝加哥的城市规划来说事。这座城市的规划早在1887年就拟定了，此后，这座城市的主人和管理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城市的扩展依然遵循百年前规划的韵味，格局没什么本质变化。

　　在这座城市，我们感受到城市规划的有章可循，城市的演变和历史脉络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敬仰芝加哥城市规划者的智慧和远见卓识，同时也佩服后来城市管理者恪守百年规划的精神。

　　城市建设中的规划和设计无疑很重要，但不是万能，更不应该无处不在。毕竟，规划和设计的科学与否只能通过时间来检验。因此，在大拆大建的中国，我们尤其要避免城市建设中的一窝蜂式的、不顾城市历史与传统、抹杀个性的所谓规划和设计。因为，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是不可能通过一时的规划和设计，由“摊大饼”的方式造就出来的。

　　换句话说，任何眼下进行的规划和设计都难免存在缺陷，特别是从未来的角度来评判时。

　　不少游历过欧洲的人都有如下感受：随处可见造型奇特的建筑、个性张扬的商店以及令人流连忘返的咖啡馆，还有历史沉淀下来的文明碎片、各类社会印记，大量散布于大街小巷。50年前，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曾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将上述观察描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漫步于纽约曼哈顿，会在雅各布斯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体会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城市规划者们的想象力是何等贫乏。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个问题看似相互矛盾，却都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之中。这些问题相互重叠，互为掣肘，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既要有规划，又要尊重城市居民自然而然的选择;既要有设计，又要考虑当地自上而下的文化与传统。种种力量的长期交汇，或许正是城市精神形成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