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您认为社交的城市与宜居的城市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李迪华（以下简称李）：交往的城市应该是所有城市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宜居城市的一个充分条件。只有能做到为所有人提供充分交流机会的城市才可能是宜居城市。而且这种交往应该是跨越阶层的，是一种所有人都能平等交往的状态。

　　我有一次去安徽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县城和副县长一起在城里走，遇到散步的市民，他们和副县长打招呼“来了！”副县长回答“来了！”这特别朴素的两个字，就反映出城市居民之间非常亲近的一种关系，我觉得这两个字背后表达的就是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一种关系。还有新疆的石河子市民广场，原本广场周围居住区不多，人气不足。后来，政府就将一半的市民广场改造成了一个夜市，老百姓可以自由地在那里摆摊，每天晚上10点至12点城市主干道封闭变成步行道，这座城市就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交流空间。

　　所以城市无论从规划、设计和管理方面都应该努力主动去创造这种交流的机会，现在更多的实际情况是，不少城市总是以生态的名义、道德的名义、历史文化和品位的名义搞各种大尺度的形式主义建设，无视公众最基本的交往心理需求。

　　您刚刚所讲述的两个案例都是来自小城市，对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社会交往存在怎样的问题？

　　李：城市生活的显著特点是我们的家务劳动工具化、社会化之后，闲暇的时间增多。洗衣被洗衣机代替，超市里有干净的蔬菜，还可以送货上门。我们可以利用的闲暇时间实际上却并没有增多，因为大城市的通勤时间很长，节省的时间却又都浪费在了路上。大部分人能够拿出来到自己所居住的社区进行公共交往的时间很有限。每个人回到家中就已经精疲力竭了，能够做的也就是填饱肚子，然后睡觉。第二天再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所以跟邻居见面的时间也就只在电梯里，在离开小区的公交站。若你贸然打招呼，对方可能不会搭理你，可能还会以为你心怀不轨。这些问题夹杂在一起，变成了生活在大城市中人们思想观念的负担，不少人对交往存在恐惧感，不热衷于和周围生活距离最近的邻居们交往，成为大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进而人们普遍地认为大城市人情冷漠—这只不过是一种表象，不反映人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和需求。

　　城市居民越来越“宅”，是因为人们对交往的需求降低了吗？

　　李：因为生活的便利，从某种意义上减少了人交往的机会。宅的人并不一定缺乏交往，只是现实中的交往变成了网络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科技发展促使了社会分化。宅也是一种替代，面对面的交往被网络的交往所替代。此外，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往往对交往怀有恐惧感。通过网络的交往不存在面对面交往的风险。网络交往有积极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但不能够替代面对面的交往。城市建设绝不能因为大家有网络交往、交流就认为可以忽视城市公共交往空间、场所的建设。实际上，一些社会经济特别发达的国家，对网络交往采取保留态度的人越来越多。如丹麦，很多人手机号只有自己家人或者特别要好的朋友才知道，手机号一般是不用于工作的，研究生打自己的导师手机总是诚惶诚恐。

　　这里存在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单独去爬山，在荒野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彼此都肯定更乐意讲几句话。人头攒动的城市街道上，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从城市设施建设情况看，越是低密度的小区，公共服务设施越完善，能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交往的机会。越是高密度的居住小区，居民交往需求密度越高，相应设施却普遍越少，这是城市建设的不足。

　　此外，今天的社区管理是行政化的。城市社区是最低一级的行政机构，本来应该是居民自发的、自我管理的社区机构，常常被理解“管人”的或者城市基层福利机构，彼此缺乏平等互信，因而都不会主动做促进社区各个层次人群交往和促进社区融合的事情。今天城市社区管理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