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东亚的中华文化圈庆祝新春佳节之际，2月开始欧洲也将迎来一系列庆祝春天到来的传统节日。威尼斯狂欢节或许是其中最有名的。2014年的威尼斯狂欢节将从2月2日开始，持续约三周。这个号称始于12世纪的古老节日似乎能够满足人们对欧洲的所有美好和浪漫预期，拥有“古老、纯正”的传统，是欧洲文明的重要代表。

　　事实上，这个节日真正广为人们所知的历史并不比中国的改革开放久远多少。直至1979年，经由威尼托大区的反复提案，意大利政府才正式恢复威尼斯狂欢节的传统，并投入一定经费进行支持，以期振兴威尼斯本地的旅游业和经济发展。而其选择的举办日期也颇具考虑。确实，12世纪以来，威尼斯就有狂欢节的传统，但是并没有固定日期。而1979年开始选择在2月-3月举办，主要还是考虑到带动旅游淡季的游客人流。不过，当30多年过去了，没人会在意这些细节，威尼斯狂欢节被理所当然的认为是历史的传统。这和金融业的一个判断令人惊奇地相似：由于金融业高管人员从业经验平均为25年，因此没人能够真正从上一次金融危机中得到教训。威尼斯狂欢节的经验似乎也给中国的旅游城市们带来了未来翻盘的希望。

　　然而，即使中期历史容易健忘，长期历史所带来的问题仍是无法回避的犀利。为什么威尼斯共和国，一个在12世纪国域覆盖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至塞浦路斯岛，并曾经洗劫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海上帝国，到了20世纪后半叶居然要用个山寨的节日来振兴当地经济?其兴盛和衰败的原因是什么?

　　特殊的地位和鼓励企业家的制度

　　威尼斯在地中海地区相对而言是一座历史挺短的城市，在意大利则更是如此。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奔溃，西欧便进入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期间不间断地受到来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收复失地”的骚扰。到了8世纪末9世纪初，法兰克人控制了米兰及其往东的地带。而位于波河在亚得里亚海入海口的一片泻湖区域的几个小岛就同时成为了法兰克王国是否占领了西欧核心区域以及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是否丧失了所有在西欧据点的重要象征。

　　在经历了几次双方各自无法战胜对方的战事后，最终在810年这片泻湖地区宣布独立，在812年它成为了法兰克王国和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双重保护的地盘，这里的居民需要对双方同时交保护费。然而由于保护费的金额并不高，这里反而由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了商人的热土。威尼斯便基于此开始发展。

　　经济制度的创新是威尼斯积累财富的基础。诞生于此的Commenda制度也是合伙制公司和风险投资的原型。年轻的创业者和年老的出资方互相合作地中海的货运生意，如出资方单方面进行货船建造、船员工资、启动资金等初始投资，则其将在最终利润中分得75%;而如出资方出资2/3，创业者出资1/3，则出资方与创业者平分最终利润。这一制度远早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发行，使得威尼斯成为年轻创业者的乐土。

　　而同时，政治制度的创新使得创业者在获取经济利益后进一步获得政治地位，更具突破性。核心内容有三项：第一，最终权力机构为大议会，最初由本地贵族提名的法官担任，但每年接受由大议会随机选取的四名议员所提名的100名新任议员入选，同样接受提名入选的还有大议会的分议会，如主管立法、行政的参议院及四十人议会，这一制度确保了新兴的经济势力得以参与国家政治、法制和行政工作;第二，威尼斯的名义首脑，总督，也由大议会进行选举;第三，总督在就职前必须在大议会宣誓限制自身的权力。第二和第三项制度与后来的英国“光荣革命”类似，不让国家首脑过多干涉国家事务。这些制度确保了“新鲜血液”的持续加入，从公元960、971和982年的政府文件中可以看到，大议会中的新人名字(即之前不属于任何已知贵族家族的人员)分别达到了69%、81%和65%。

　　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政治体制反过来也促进了威尼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更多新兴的商业合同、合作模式被创造并且通过了大议会立法机构的审批，威尼斯进一步集聚了财富，并且成为了一个足以撼动东罗马帝国的政治实体。在1082年，威尼斯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的独家贸易权，威尼斯共和国版图囊括整个亚得里亚海往东的海岸及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的大部分岛屿，实力达到鼎盛期。

　　封闭的体制和错失的机遇

　　在新兴创业阶层不断繁荣的过程中，传统家族的势力也被不可避免地削弱。这一过程在威尼斯虽然并不突然，但却也必然，而在新老势力在经济与政治领域同时进行的角力也带来了摩擦和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人类历史的经典话题，处理细节的不同却会带来日后体制走向的重大差异。

　　威尼斯共和国传统精英阶层最终以一种粗暴的方式处理了这一问题。1286年，由传统精英家族所控制的四十人议会逐渐发力，在大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首先，给予了四十人议会对于大议会新增提名成员的否决票权力;其次，规定了父系家族议员席位的“自动”传承制度;最后，进一步给予总督和四十人议会对新增提名成员的批准权。这些立法彻底关闭了新兴创业阶层在政治上的上升通道。到了1298年，非传统家族的外部人员已经不可能进入威尼斯共和国的大议会。到了1315年，所有有资格进入大议会的家族名单被永久性地登记在了威尼斯共和国的“金书”上，这一制度也被称为是威尼斯的Serrata(即关闭)。

　　即使坐拥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封闭的政治制度最终也逐渐“关闭”经济发展活力，昔日的优势也变成了劣势。与威尼斯长期竞争的城邦国家热那亚曾分别霸占地中海东部和西部的贸易，货种上也是各有定位。威尼斯面向东部，主导欧洲各王国与东罗马帝国的贸易，主要货种为金银器、香料、手工艺品等高端奢侈品，而热那亚面向西部和北非，主要货种为粮食、油、纺织布料等大宗生活用品。

　　14世纪以后，政治-经济体制还未封闭的热那亚商人敏锐地察觉到了地中海西部一股正在上升的政治力量——尚未统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各个王国，并且不遗余力地向他们传授航海技术。最终，热那亚人哥伦布于1492年为西班牙王室发现了美洲大陆，欧洲的贸易重点由此向地中海逐渐转向大西洋。而前不久的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威尼斯的生存空间则被新兴的奥斯曼帝国打压。所有的问题：单一的货种结构、错失的大西洋贸易机遇、失衡的宗教势力等一一呈现，进一步加剧了共和国的衰落。到了十八世纪，当欧洲其它国家都在经历工业革命带来的人口剧增时，威尼斯的人口则不断下降。

　　到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威尼斯只是一座博物馆。它也许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博物馆，但与其作为经济中心而如日中天的地位相比，早就是一落千丈。豪华的总督宫(Ducal Palace)固然让人流连忘返，但其背后有关新兴经济及传统精英角力的历史才是所有城市需要去思考和学习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