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包括京津冀在内的中国三大城市群地区的发展提出要求：“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

　　此后，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提出，2014年要结合总体规划十年评估，考虑总体规划修改，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红线，明确人口总量、城市规模、生态环境的控制目标，坚决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

　　此前的2013年9月，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主持完成《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下称《三期报告》)，发出警告：“北京的基础设施和平原地区的生态承载力难以支撑北京每年90平方公里的建设速度。”

　　“我们始终强调，要解决北京面对的问题必须立足于北京所在的区域。”吴良镛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十多年来，在京津冀区域大发展的同时，我们在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最显著的就是，随着大规模新城建设的甚嚣尘上以及房地产的畸形繁荣，特大城市地区出现了人口过分集聚、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住房等生活成本迅速增高、经济社会问题比较集中，等等。”

　　《三期报告》试图开一方解药。吴良镛，这位92岁高龄的规划学家此刻面对的问题，与他所敬重的现代城市规划大师阿伯克隆比1944年制定大伦敦规划时颇为相似。后者正是要把伦敦从看似不可解药的“大城市病”中拯救出来。所不同的是，吴良镛承担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被锁定在研究层面;阿伯克隆比直接受政府委托，制定用来指导实践的发展纲领。

　　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伦敦几经波折，结局尚可称善。北京及其所在的京津冀地区，何时能获转机?

　　人口超常规增长预期

　　此时，距离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的目标期尚有6年。该项规划提出，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

　　仅过去4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即告失控。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达到1972万人;2012年，达到2069.3万人。

　　空前的资源环境压力相伴而来。2014年1月10日，有消息传出：北京最大的新城通州，因严重水荒，停批商品房建设项目。

　　问题还不仅仅出在北京。《三期报告》援引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2010年的预测：2000年至2010年，京津冀地区集中了全国人口增量的近五分之一，常住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7.12%增加到7.79%，年均增加0.06个百分点。按此外推至2030年，京津冀地区总人口可能达到全国人口的9.14%。根据一般测算，中国人口可能在2030年达到14.5亿左右。届时京津冀地区总人口可能达到1.33亿左右的峰值。

　　这一可能的人口峰值将超过2013年日本1.26亿全国人口总数，接近2012年俄罗斯1.43亿全国人口总数。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预测：2030年北京常住人口可能达到2275~2525万人，2049年北京常住人口可能达到2700~3100万人。《三期报告》警告：“届时北京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短缺。”

　　“京津冀地区整体生态环境仍非常脆弱，特别是水资源的危机越发突出。”《三期报告》指出，“京津冀地区降水量连年减少，区域水资源总量严重下降。2007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59立方米/人，居全国十大流域之末，仅为以色列人均水平的76%。未来10~20年，根据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的《海河流域综合规划》，京津冀地区需水量将从2010年的314.6亿立方米，增加至345.3亿立方米，在地表水、地下水可供水量不出现较大变化，不考虑外调水和非传统水源情况下，京津冀地区缺口将从2010年的30.7亿立方米，增加至61.4亿立方米”，“地表水短缺，使地下水成为很多地区最为主要的水源，地下水超采引起一系列环境地质灾害，更危及人民生活安全”。

　　《三期报告》指出，京津冀地区已是中国水污染最严重的流域，大气环境问题愈发突出，2000~2013年，北京共发生近200次重污染天气，其中霾污染几乎占了重污染天气总数的一半，“1998年北京发生过光化学烟雾现象，近年来臭氧污染严重。目前光化学污染并未引起京津冀的广泛重视。”

　　无序蔓延与竞争

　　“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被《三期报告》列为京津冀地区转变发展方式面临的一大挑战，其中，建设用地大规模无序扩张被重点提出。

　　根据中科院地理所对遥感影像的解析，2000~2010年，京津冀地区建设用地(包括城乡居民点及其以外的工矿、交通等用地)总计增加5347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北京平原地区的总面积。

　　京津冀地区新增建设用地的使用强度显著低于2000年时的状况，河北、天津表现更为突出，人均新增建设用地分别达到241平方米和250平方米，北京也超过200平方米，远远超过国家规范。

　　“城市近郊农村土地的无序开发，使得城市建设用地无序蔓延。”《三期报告》指出，北京平原地区6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中，建设用地已经接近50%，接近伦敦、巴黎等世界城市同等范围的用地开发强度。

　　《三期报告》认为，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围绕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和交通设施建设方面，开展了较为广泛的区域合作，但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局面仍未有改观。

　　2001年，吴良镛主持完成的《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即《一期报告》)，曾把京津冀描绘为“发达的中心城市，落后的腹地”。时隔多年，这一状态未见改观，反呈扩大趋势——河北省经济总量在京津冀地区占比逐步下降，从2000年的55.3%下降到2010年的46.9%。

　　《三期报告》指出，发展落差的不断扩大既不利于解决京津两大核心城市由于人口和产业聚焦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使得河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接受经济辐射方面存在明显的困难，在与京津间产业竞争与合作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在这样的格局中，贫困与发展问题困挠京津冀西部、北部山区。河北省扶贫办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河北省环京津24个贫困县的农民人均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

　　“两市一省出于对地方利益和当前利益的考虑，难以站在区域和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自觉解决。”《三期报告》如此描述，“北京在土地资源紧张，人口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高端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其中在2015年汽车工业产值在国内省市和主要城市排名进入前列;天津集中精力发展滨海新区，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难以顾及与河北沿海地区的协调;河北发展‘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要紧贴北京建设三个百万人口的新区。”

　　《三期报告》呼吁：“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协调机制，避免无序竞争，实现区域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