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分治，一国两策”

　　这是社会学家陆学艺对中国现状的一种描述。它既是人们对新一届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寄予厚望的原因，因为占这个国家一半的人口希望改变这格局，但要改变这一格局何其艰难!这也是新一届政府制定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迟迟难以出台的原因。

　　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城镇化”这一主题成为出版界从2012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关注的焦点，或者说恰恰是这种困境成就了出版界的策划热潮。因此，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关于城镇化的丛书、单行本，良莠不齐，众声喧哗。

　　第三次城镇化浪潮

　　中国的城镇化开始于一个特殊的背景。

　　对这一特殊背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城镇化是一次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城镇化与社会变革”丛书之一，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一书中做了很好的解释。

　　在李铁看来，我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实行的户籍管理体制，就已经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民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尽管当时的目标是满足国民经济积累的公共利益，发展工业化。而当改革开放后，日益增长政府的公共投入由于各种原因偏向各类城市的时候，当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时，被强制滞留在农村的人口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成了弱势群体，而且是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在这种利益格局基础上，形成了两个巨大的利益存在冲突的群体。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重启城镇化，先后经历了1980年代的“离土不离乡”和1990年代的“离土又离乡”两个阶段的城镇化模式。截至2012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全国人户分离半年以上人口2.7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789万人。但业界有人认为，这一城镇化率存在17个百分点的水分。这部分人每年中超过六个月以上时间居住在城市，但并没有取得户口和与之对应的社会福利，又被人称为“半城镇化”或者“伪城镇化”。

　　那么，新一届政府所提的新型城镇化，应主要针对的是“离土又离乡”第二阶段的城镇化模式带来的后遗症。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其参与写作的《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李强等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一书中鲜明地指出，城镇化的第一目标或核心任务是实现农民、农民工的城镇化，使农民、农民工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

　　也就是所谓“人的城镇化”。这一理念看似简单，但针对性很强，主要针对的是此前的“土地的城镇化”、“房子的城镇化”或“劳动力的城镇化”。再次溯源，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过去的城乡发展战略。

　　简而言之，我们过去的城镇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和工业从农村单向抽取各种资源的过程。改革之前，农村是城市资本积累、农产品[3.32% 资金 研报]的来源;改革后，农村成为土地财政、剩余劳动力来源。这与我们过去借鉴了前苏联1920年代早期提出的“价格剪刀差”理论影响有关。

　　这种理论认为，通过“价格剪刀差”先发展工业，再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就可以加快整体经济的发展进程，并提高整体经济效率。但这种理论已经为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证明并不成立。尤其严重的是，它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制度壁垒阻隔，因为实现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前提，就是采取严格的城乡壁垒，否则政府就不可能控制农产品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