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邹长新表示，划定生态红线不是目的，最关键的是划定之后的管理要有严格的制度保障，要像对待耕地一样，有总量的保障，还需要建立监测网络或监测平台、分级管理的长效机制。划定红线肯定会牺牲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的发展机会，所以，生态补偿也要跟上。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将口号变成实际。很多东西只在口头上，没有实际行动，而且对‘没有落实’也没有跟进的惩罚措施。”任景明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要想让生态红线真正有效，就要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把它跟干部考评机制结合起来，变成一项考评指标。“我们在研究，将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纳入自然资产核算，将一个领导任期开始前的家底和5年、10年任期结束时的家底比较，看看为取得的经济成果付出的资源环境生态代价是什么，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改善了最好，至少不能恶化，不欠债。”

　　“环境好不好，跟官帽挂钩，就是最大的约束。”任景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