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武汉5年内的建设计划将花费200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6.0764, 0.0091, 0.15%)2万亿元），这与英国的投入规模大体相仿。这并非个案，在全国掀起新型城市化建设的大潮中，约有10个城市每年城建投资都在千亿规模，个个堪称“豪可敌国”。

　　诚然，上万个工地浇灌的钢筋水泥可以增添城市的活力，甚至也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还为主政官员带来政绩，但看似皆大欢喜的模式未必适合所有城市。

　　此前，媒体曾经报道武汉迅猛的城市建设造成了“湖泊之殇”，包括中心城区湖泊由建国初的127个锐减至现在的38个，尤其是沙湖水面不到极盛时一半。随后，武汉启动了湖泊保护计划，甚至出炉全国首份湖泊地图，强调目前的166个湖一个不能少。但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所危及的可能不局限于湖泊，还会有绿地湿地、历史遗迹，还有那份武汉市民习惯的城市记忆。

　　我们当然乐见武汉以及其他中西部城市的加速发展，缩小东中西部的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城市化过程中，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型城市也走了一些弯路，甚至遗留下一些当前颇为棘手的“城市病”，比如雾霾袭城、交通拥堵。

　　毋庸置疑，城市发展需要长远规划，但是长期的建设蓝图绝不是短期内能预见和描绘完备的，急于求成往往会因为判断失误而造成巨大浪费。上海为了解决外滩的交通需求，曾经建设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成就了风景独特的“亚洲第一弯”，结果却造成了更大的拥堵，最后这条匝道服役仅11年就被拆除。无独有偶，北京也因为“摊大饼”式的城市规划，至今饱受城市拥堵之苦。

　　同理，涉及上万个工地、2万亿资金的武汉城市规划，恐怕也不容易在五年内做到十全十美。那么它今后是不是也会像北京、上海一样承担类似的后果？这需要拭目以待。

　　除此之外，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难免大举负债，有报告称：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达2037.05亿元，负债率相当于国际通行标准的1.36倍，政府2年内每天需偿债1亿元，武汉也因此被冠以“中国负债最高城市”之名。

　　尽管当地官员介绍，庞大的城建投资中，政府财政支出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其他融资渠道包括利用BT、BOT、PPP融资，发行企业债券、融资租赁、利用外资、民间资本等，但是，大规模城市建设即便不从政府财政支出，并不意味着就是天上掉馅饼，最终的发展成本还是要广大市民买单。比如企业投资修路可能不花政府的钱，但这条路最终会向通行的市民收费，从而确保企业的巨额利润。

　　从这些方面上说，包括武汉在内的那些“豪可敌国”的城市建设能否悠着点？虽然我们赞赏一些欠发达地区积极肯干的建设热情，也乐见他们“改天换地”的奋斗精神，但是全球的城镇化经验都提醒一点：“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建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让子孙们还有事可做、有情可念。

　　这正是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思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城市建设不仅在居住环境方面有要求，李克强同志去年初也说过，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

　　也就是说，城镇化建设要遵循“人”的成长和发展规律，不能拔苗助长，更不能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