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京津冀城市群联动发展存在的障碍

　　任何传统发展模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这些理由也成为新发展模式的障碍。要实现北京与京津冀城市群联动发展，既解决北京发展中的问题，又带动城市群整体发展，其难度不小，这主要源于京津冀地区发展存在着三方面现实障碍。

　　首先，区域合作观念不强，诸多政策和规划缺少统筹，区域内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行政力量的干扰也制约了区内企业之间的市场运作。京津冀区域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和河北省，分属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区域内部自行协调的难度较大，并且各自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存在偏差。北京的发展总是以自己为中心，要求津冀在产业转移、水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为自己提供方便和服务。天津凭借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特殊政策和龙头大港地位，比较热衷于自身发展，对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热情不高。而河北期望通过与京津合作带动自己发展，所以对城市群联动发展是最热心的。三地虽有合作意愿，但各自需求并不完全契合，对如何共同争取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如何推动区域发展等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专注度不够，共荣共赢、统筹规划的整体合作理念尚未形成。不仅如此，京津冀地方政府间的合作还缺少统筹，尚未建立高层次的区域合作、磋商与协调机制，地方政府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以整个区域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来进行决策并采取行动。近年来，虽然京津冀高层领导进行了双边互访和多边协商，但区域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是一种倡导式的磋商机制。区域内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制度化程度较低，未能建立起正式的高层协调机制。即便北京与河北最新签署了一揽子协议，但由于缺少利益驱动机制和强有力的政府管理考核目标，多数也难以落实。

　　其次，区域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区域一体化发展。从各城市发展阶段看，京津冀地区显著落后于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大部分城市都进入或即将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各个时段上的分布也相对均衡；而京津冀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上存在严重断档，河北南部地区除了石家庄以外全部处于工业化起步期。而且，京津冀区域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十分突出，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与其外围中小城镇及区域腹地在发展水平或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心城市的能量很难辐射和发散出来，这是京津冀城市群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在京津冀区域，河北省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进出口总额等方面的指标都远低于京津两市。2011年，北京和天津人均超过8万元，但保定和张家口则不超过3万元。在河北省北部与京津接壤的地区，还存在着环首都贫困带。这种经济差距持续拉大不仅是目前的事实，而且如果得不到遏制，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2004年-2010年，三项收入指标京冀边界两侧的巨大落差都在继续扩大，且差距增长率呈大幅上升趋势：地区财政收入京冀差距近六年平均每年递增达48.19%（2010年增长93.85%），人均GDP为21.5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1.01%；2009、2010年各项收入指标的边界京冀比均大于7年平均数，呈现递增趋势；京冀边界两侧各项收入差距扩大势头依然迅猛，差距拉大的速度超过了河北一侧的增长速度。

　　第三，区域间产业结构轻重相差过于悬殊，造成北京极强的极化效应和区域间较弱的产业联系。不同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间产业结构较为相近，在二产内部，轻重配置较为合理的情况，京津冀地区城市产业结构相差悬殊，而在二产内部，轻重比例也严重失调。根据区域一体化理论，产业同构并存在合理梯度，有利于在区域内部形成产业转移，发挥辐射带动效应；而产业异构且存在产业链纽带关系，有利于形成水平一体化分工模式，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京津冀区域中产业异构虽然明显，但由于相差过于悬殊，未能建立紧密的内在联系。北京服务业比重高达80%，成为区域内一个“超级服务中心”。天津加强高端化、高新化产业，航空航天、石化、装备制造等八大优势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90%以上。河北优势产业中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居多，钢铁、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重点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81.8%。这种产业异构未能依托企业建立紧密的产业链联系，从而形成各自为政、相对独立的产业分工体系。同时，京津冀区域内缺乏良好的经济梯度。在整个区域中，北京、天津与周边地区产业梯度落差较大，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发展不足，缺少发挥“二传”作用的中间层次的城市。目前，北京处于冲刺更高目标（世界城市）的转型期，资源环境压力已空前的大，而外围城市的低端发展却进一步增大了北京的压力。然而，由于功能过度复合，北京城市核心竞争力不高，一些事关城市竞争力但却需要扶持的重要行业，如文化创意产业等，被挤压到边缘区位，不能实现与相关功能的良好配合。北京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后工业阶段，以第三产业为主，主要吸纳区域内的资金和人才，而由于差异巨大，北京很难完全通过市场选择在区域中寻找承接点来实现职能的区域化，周边城市也无力提供北京所需的资金和人才。

　　这些方面的障碍，并非根深蒂固。国际经验说明，这些障碍是可以破解的。例如，东京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在成为国家战略后，就通过规划、专项资金和城市、产业发展引导等逐渐建立了首都圈范围内产业分工明确的业务核都市，与东京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优化了东京内部空间布局。此后，又进一步鼓励各业务核都市形成自主化的功能区域，从而使都市圈内的业务核都市自主功能进一步增强，城市建成区进一步扩大，逐步与东京及周边县区城市建成区连接成片，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建成区。像神奈川县首府横滨，距离东京30多公里，是日本人口第二大城市，港口和工业发达，城市功能独立完善，公共服务不逊于东京，有效承担了疏散东京商务办公的职能，推动了东京都市圈多核心城市的发展（参见图2）。但在京津冀地区，京津却无法找到很好与其进行产业衔接的城市，这严重影响了京津整体优势和区域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如果北京能将一些较为低端的产业适度外迁至周边城市，不仅可能带动一个城市发展，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北京某些中心区的人流密度。近期确定的动物园批发市场搬迁就是如此。动物园批发市场位于城市中心区，由于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其所带来的交通拥堵、破坏市容、空气污染及社会治安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将动物园批发市场外迁至周边城市，一方面可以促进周边城市的产业发展，实现与北京的产业对接助力首都发展；另一方面将有效改善北京市中心城区功能、人口过度聚集的状况，以达到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