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吉明说，关于雾霾成因的研究基本认可了机动车污染在千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贡献。在这类城市中，机动车保有量、使用频率以及密集度都很高，机动车污染贡献占据重要位置。另一方面，控制汽车总量不仅是控制机动车污染的一招，也与缓解交通拥堵、保障能源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导向相关。“但必须认识到，在行政手段之外，以经济和市场手段促进机动车管理乃至整个雾霾治理仍有很大空间。”郝吉明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林家彬说，北京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尚未形成，道路设计不够合理，车流主要集中在大路上，而作为疏解交通毛细血管的小路却发展不够充分。“拥挤的人口、拥堵的交通、输入性生活消费、脆弱的环境自净力，再加上城市本身的热岛效应，如果防控措施跟不上，城市环境必然日益恶化。”林家彬说。

　　雾霾频发的背后，是亟待转型升级的产业结构、亟须调整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亟待改变的生活生产方式。

　　以汽车尾气治理为例，相对于私家车，公共交通在环保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性。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日本重视依靠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副中心发展，经过多年建设，在早高峰时的市中心区，有91%的人乘坐轨道交通工具。

　　显然，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给市民公交充分尊严，要比单纯“限购”、“限行”更能治本。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说，便宜、便利、有尊严的公共交通系统是多数人冷落私家车、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的主要原因。

　　破解“雾霾”困局是共有的责任

　　面对频发的雾霾，有网民调侃说，在PM2.5面前，人人平等。而无法忽略的另一面，是每一脚油门、每一根燃烧的秸秆、每一串红红火火的爆竹背后，都有我们对PM2.5的“贡献”。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从生态文明的关注，到政绩考核体系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动力前所未有地增强。而另一方面，每一位公众在这场“呼吸保卫战”中的主动性能否充分调动，仍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我国推动环保的动力更多来源于上级机关，是自上而下的。而国际经验表明，自下而上的动力来源在环保治理中效果更加明显。”林家彬指出。

　　在这场大气保卫战中，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我国已着手建立区域协作联动机制，在全社会树立同呼吸、共奋斗、大气污染防治人人有责的行为准则，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奠定坚实基础。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说：“只有每个人各尽其责、各尽其能、各尽其力，环保事业才能在潺潺细水汇聚成的巨大洪流中持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