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问题的中国难

　　第一、二层次的治理手段本质上是技术解，也就是说只要有技术可行性，就能实现经济合算，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普及，是从行政、经营、技术层面比较容易操控的解法。但可操控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同北京的雾霾可以比对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伦敦。但伦敦人口只有800多万，且周边没有源源不断的人口供应地。而北京有约2000万人口，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有5亿多人口。目前中国人的人均能量消费量只有日本的一半、美国的1/4。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即使我们把能源效率再提高一倍，中国的能量消费总量和排放总量都不一定会减少。而环境污染最终还是取决于能源的消费总量。

　　所以，中国的问题其实比发达国家的问题要严峻得多，发达国家的成功解，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中国的成功解。

　　习近平主席号召我们重学唯物辩证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问题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并不在于方法的好坏，也不在于中国文化的特殊，而在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中国人口是现在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2倍。而在中国的后面，紧跟着的还有印度、东南亚等具有同样多人口背景的国家。过去发达国家的模式肯定是不适于这些高人口密度国家的。而中国必然或者说必须成为世界未来发展模式的转折点，否则整个人类都不可能有幸福的未来。

　　雾霾问题的深层原因

　　寻找雾霾的中国解，也可以说是寻找高密度人口国家未来发展模式的一个新起点。因为雾霾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过去发展道路的危险。

　　中国解在哪里？

　　从中医思想看中国的环境问题，就会发现环境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东部地区“聚势太盛”。由于大量人口在这个地区聚集，带动了财富、产业以及各种资源向这个地区的聚集；而这些聚集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向这个地区的进一步的聚集。中医素有“聚而不散必病”之说。雾霾其实只是这种“必病”状态的一种表现而已。从这种观点考虑雾霾问题，就可以发现以节能减排为主体的治理方法实际上还只是一种头疼治头的西医解，也许有效，但不会根治。即使我们今天能治好雾霾，明天又会有更多的人向这个地区聚集，而后天我们又不得不面对更艰难的问题。

　　如何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导入一种“散”的机制，才是雾霾问题中国解的关键所在。

　　我们为了研究生态修复和人居环境两立的工程建设方法，在东西部之间走读了8年，最大的发现就是“生态”与“人气”的关系。一片土地的生态承载力同季节有关系，生态承载力强的季节也是这个地区能让人舒适宜居的季节。在这样的季节中多聚集一些人气，对这个地区人的生活、地区经济和生态环境都很有利。反之，这个地区承载力弱的季节也是这里不适宜居住的季节。这样的季节里，强制人们留下，不仅增加人的无效消耗，生态破坏效应也很大，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生态节奏同人的生活直觉其实是不矛盾的。人只要顺着自己认为自然舒适的感觉走，自然就能得到生态与人居的双赢。

　　这真是常识中的常识，但人们为什么不能跟着感觉走呢？

　　每个人都可能有每个人的理由，但如果真是能让大家有更好生活的话，其实并不是不可能的。动1个人只要命令就可以，动100个人可以用利益，动1万人需要一个产业，动100万人需要一种文化，需要一种利益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