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加拿大籍学者梁鹤年的新书《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出版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梁鹤年是全球著名的文化与城市规划领域学者，他按照历史脉络梳理西方文明发展史，用生物学的基因作为文化的隐喻。“基因是蜕变的，蜕变是个体的。这其实符合文化的脉络。”

　　之所以写作这书研究西方文化，与梁鹤年早年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用广东普通话回忆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他第一篇论文易稿3次，每一次都被教授批评是中国人的写法，而不符合美国社会学研究范式。“我以为我到了国外去应能够投入国外生活，学习他们的文化。慢慢才发现，洋，很难中用。”他后来明白，在外国人的瞳孔里看自己是很难的，要知道怎么看才能看得清楚。而在此之前，必须透彻研究外国文化。“洋为洋用，中为中用。之后如果有机会，洋用才能转为中用。”

　　梁鹤年是城市规划专业出身，这样的跨界看似不符合遗传学。但梁鹤年告诉青阅读记者，恰恰是城市规划的专业给了他研究文化更宽广的眼光。“城市规划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文化很多学科的总和。文化对于城市规划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它也教会我一个方法论：必须横向看到很多东西才能更全面分析问题。我研究文化可能不会像文化专业学者那样层层剥洋葱，那样深入很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但是综合历史、哲学、思想史来看文化，会看到更多可能性，也会得出特别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