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被外界称为新加坡的“规划之父”，但刘太格总是谦虚地说，新加坡真正的规划之父应该是李光耀。

　　诚然，从南洋小岛到今天世界城市发展的楷模，如果没有新加坡稳定的政治环境、优秀的治理能力，可能就不会为刘太格打造宽松环境和强有力的支持。但若没有他的郁于自然的城市规划理念，新加坡花园城市的发展道路可能也不会走得如此之快。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这位80多岁的老人对记者回忆说，新加坡今天引为骄傲的花园城市，其实最初来自于英国人留给了新加坡一个很好的开始，而在欧洲的建筑规划传统中，他最为喜欢英国传统，因为英式规划让人感到闲适又少于人工布置和雕琢。

　　在刘太格眼中，新加坡国内最能描述这一发展理念的地方就是“Padang”。所谓“Padang”，位于新加坡河左岸的政府大厦草场。在马来语中，“Padang”是开阔之地的意思，早在英国殖民前，这里一直是社交聚会场所。在英国殖民之后，虽然没有如在欧洲一般被铺上石板做成广场，而直接将这片草场作为了热带版的欧式广场。“Padang”也就此成为新加坡现代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殖民与国家大事的发生地。

　　如今，Padang是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心脏。政府大厦大草场周边环绕着几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包括圣安德烈座堂、政府大厦、最高法院大厦以及政府大厦地铁站。但不管外围建筑如何翻新，这块草地总是保留了自然和谐风貌。

　　当然，仅有继承而来的发展理念并不足够，改变新加坡面貌的因素还有赖于行之有效的规划与强有力的执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也曾被工厂林立、臭气熏天的环境所困扰。1977年，时任总理的李光耀提出了“十年清河，十年河清”的河流治理工程。要求新加坡河上所有船只一律停驶，两岸货仓和船厂强行搬迁，在全岛铺设地下水道，将沿岸近3000户家庭小工业作坊集中迁入可控制排污的中心工业区。经过10多年的努力，现在的新加坡河才清澈美丽。

　　“在新加坡共和国早期，城市建设的目标之一是用既快又省的方法改变城市景致，一方面通过加强绿化降低热带城市的温度，一方面也想赢得其他发达城市的尊重。”刘太格告诉记者。

　　在满足了基本的环境需求后，作为崛起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又致力于解决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

　　当时，曾经担任新加坡重建局、新加坡规划局首席行政长官的刘太格提出的打造星座城市的理念，就是通过打造功能完备的大型住宅区，并有机组合各区域的城市功能，使城市整体能均衡发展。住宅区内部有公交、有捷运、有百货公司，也有商业服务网点，让居民不必拥挤在市中心就能享受均衡的居住服务，从而克服了其他大型城市的城市中心病问题。

　　而且，规划也要同当地的特点相结合。新加坡最初成立时一个亟待民族融合共生国家。刘太格对记者说，为了让不同民族的居民更好地融合，当初在规划组屋（公共的大型住宅区）时就特意在每一个组屋中安排来自不同民族的居民，同时一般在整个组屋只设置一个进出要道，让分散在各个独立住宅内的居民能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融洽邻里关系。

　　新加坡政府所坚持的土地国有政策和长期稳健的政策规划也让刘太格所倡导的“居者有其屋”的理念得以实施。

　　新加坡政府承担了为绝大多数居民兴建组屋的任务，居民通过申请房屋使用权获得居所，政府再开设严格的流转程序便于房屋流动，形成了有机循环发展的住房制度。而与新加坡几乎同期发展的香港，由于土地私有制和不同的房地产开发机制，至今也没能如新加坡一样高效解决居民住房问题。

　　随着时间的增长，从解决水源问题到如今的城市立体绿化策略，新加坡的规划重点随着城镇功能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变化。新加坡目前的建设力度不会比任何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小，但星座城市的模式使得每一个单一片区的改造都不至于影响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所以，总是在静悄悄的改造中，新加坡的城市面貌就已经又焕然一新。

　　近年来，刘太格也不断被很多中国国内的城市延聘为顾问。刘太格对记者说，中国城镇化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处于城镇化中期的中国城市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的农地使用和小城镇改造仍然缺乏效率，中国政府应该对大规模城镇化做一个长久的规划。

　　在刘太格看来，中国有强势的政府，地方政府也有很强的发展意愿，尽管有很好的政府支持能力，但城市建设规划部门并不清楚如何打造一个宜居而不只是发展GDP的城市。城市规划不能被现有的能力所束缚，而应该考虑城市真正需要什么。

　　“转化城市形象最廉价的方式就是做好规划，”刘太格说，“城市应当做好远期规划，而且这个规划最好长达上百年。”

　　刘太格也建议，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要协调发展城市与小城镇的关系，发挥小城镇作为分散城市功能的细胞作用；同时，如同看到香榭丽舍就想到巴黎、看到紫禁城就想到北京一样，不要刻意去改变一些小城镇千百年与环境融合所形成的发展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