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6日，北京通过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当北京空气质量启动预警一级时，将实行停产、停工、停放、停烧、停车、停课和冲洗道路这“六停一冲”的措施。不少城市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也出台了类似北京市的措施。笔者认为，这“六停一冲”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想彻底解决城市污染问题，必须从污染源和城市建设规划上做文章。

　　通过让企业停产的措施治理污染，这好比是因噎废食。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源于生产活动，有了生产，不管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还是精神财富的生产，就可以满足人类的生存与繁衍的需求;通过生产才能积累财富，这才让人们有了休闲和娱乐时间，享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政府既然允许一个企业的建立，就要允许人家合法经营，政府通过行政命令让企业停产，这就打乱了企业的生产计划。

　　让建筑工地停工纵然可以减少开放源扬尘，但这并不会减少一个建设项目的总工程量，也就不会减少尘埃的排放。假定一个项目需要排放尘埃1000吨，需要1000天的工期，也就是平均每天排放尘埃1吨。今天停工一天可以减少1吨的排放，但明天就必须加班赶工期，就会多出1吨的排放。所以，让建筑工地停工临时停工并不能减少扬尘的总量，“停工”也不是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长久之计。

　　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氧化氮，氧化硫等有毒气体和PM2.5，但如果不是春节、元宵节等重大节日，平时烟花爆竹也仅被用于婚庆等活动，排放的污染气体很有限，不会对城市空气污染带来明显影响。所以说，如果不是在春节、元宵节等集中燃放烟花爆竹的节日，“停放”对缓解城市空气污染几乎没什么作用。

　　让烧烤店熄火断炊，这似乎也不合适。人以食为天，烧烤店大多都是小本生意，利润微薄，城市房租如此之高，停烧几天老板恐怕就要蚀本，让养家糊口更为艰难。再有，一些烧烤店都固定的食客，这一断炊，也给居民就餐带来不便。还有，由于经营性烧烤店在一个城市的数量很少，即使让这些烧烤店全部熄火，也不会减少多少污染。所以，用“停烧”的方法治理污染并不可取。

　　让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一些城市屡试不爽，效果确实不错，因为单双号限行意味着道路上减少了将近一半的车辆。但如果仔细考虑，这似乎也不妥，因为不少居民把私家车当作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不让他们开车出行，如果居所附近没有公共交通，势必影响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让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这名义上是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但停课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一是停课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压缩一些课程的课时，让一些教学目标难以实现;二是停课孩子呆在家，会增加家长的照看负担，或请假自己照看孩子，或临时聘请保姆照看孩子。所以说，“停课”不但影响到学校教学目标的实现，也打乱了学生家庭的正常生活安排，会给很多家庭带来麻烦。

　　冲刷道路虽然可以把一些灰尘压下去，但这需要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可以减少一些扬尘，让环境好一些，但这必然要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

　　从以上分析看，“六停一冲”并没有阻止主要污染源的排放，对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有限，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无法根治城市空气污染问题。

　　中国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城市人口密度大，机动车辆多，一辆轿车一年排出的尾气将近3吨，是汽车自身重量的3倍，如果一个城市有几百万辆机动车，可想而知，这会给空气带来多大的污染!所以，治理城市空气污染，必须打机动车的主意。

　　首先，要对燃油征收污染税，通过价格机制调节人们开车上路的需求。政府用污染税治理环境污染，这就避免了“一人生病，大家吃药”的做法，不管是谁排放的污染，都用所有纳税人的钱来治理。谁污染了环境谁掏钱治理，排放的污染物质多，就要多掏钱，这才是合情合理的公平政策。

　　为了发展公共交通，要对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的燃油免征污染税，降低公共交通的运营成本和乘客承担的费用，这样就可以让公共交通吸引更多的居民乘用，私家车上路的少了，自然达到了节能减排的目的。还有，为保护农业，避免增加农民负担，也要免征农业用燃油的污染税。

　　其次，对特大城市来说，仅靠燃油污染税可能还不能到达降低路面车辆行驶数量的目的，这时，就有必要对中心城区征收交通拥堵费，再次通过价格机制限制那些对价格敏感的人开车上路，因为一旦发生交通拥堵，汽车在大部分时间里空耗燃油，带来的污染更加严重。

　　最后，中国城市建筑布局很不合理，高楼密集，成为大气对流的屏障，纯净空气流不进来，污染空气流不出去。为此，中国城市建设规划一定要考虑到建筑对大气对流的影响，在目前城区高楼密度过大的情况下，应禁止继续在城区建高楼，应把高楼建在城乡结合部，而且高楼之间要保持足够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