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调查显示，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愿意成为“市民”，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愿意从瓦房搬进楼房。

　　既然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这是否意味着城镇化的前提是尊重农民意见?事实上，近年来，诸多与记者交流的地方执政者也一直在反思城镇化。他们认为，城镇化中农村一直在“出血”，农村的资源不断被城市“抽取”。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和农民被城市“城镇化”。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20多年来一直研究农村，他近日接受记者专访，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城镇化推进中的反方向观察与思考。

　　高城镇化率不代表现代化

　　记者：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很多地方的百姓并不愿意被城镇化，他们不愿意成为城市人，住高楼大厦。你怎么看?

　　张玉林：这与推动城镇化的人群的价值观缺陷有关。这种缺陷表现为现代化意识形态派生的城市信仰、城市崇拜，也就是认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高城镇化率才是发达、进步的象征或现代化的标志。

　　但是，从本源上讲，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只是一个聚落、生活空间或社区。对聚落或社区而言，只有是否宜居之分，绝没有先天性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道理。事实上，城市史的研究表明，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恰恰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

　　普通农民“不愿意住高楼”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因为“高楼”更多地违反了人性，带来诸多不便(尤其对老年群体)。它只是土地紧缺、空间高度密集的大城市迫不得已的选择，因此它当然也不代表“发达”或“进步”。

　　农民所需要的不只是“房子”，而是一个较为完整和独立的“家园”，包括房子，也包括院落，这是他们生产和生活的内在需要。对此官员和学者们没有理解，或者认识到了却无视。选择什么样的居住地点和居住形态，至少是个人的自由。

　　记者：江苏某科研机构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要求农民用土地换取在城市定居不是一项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你如何理解?

　　张玉林：就我个人认识而言，它的确不是一项好政策。因为这项政策的着眼点并不是农民的福祉，而是农民的土地。

　　虽然政府强调是用“城市定居”来换取土地，但这种换取可能是一种不等价交换、很大程度上是强制性交换。对农民来说，失去土地意味着从一个小有产者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因为小块土地虽不能确保农民“致富”，但至少可以保障基本生存，而城市定居之后假如没有稳定工作，情况可能会变糟。

　　正因为其中的不等价性、强制性和风险性，所以很多农民未必接受，也就影响到其可操作性。当然，如果那些已经在城市站稳了脚跟的农民愿意用土地来交换也未尝不可，但需要强调的是绝不能强迫。

　　强行城镇化代价太大

　　记者：你在专著中提出，当前推动城镇化的机制是“政经一体化”，这如何理解?

　　张玉林：它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政府自身变成了大开发商，通过推进城镇化、大拆大建来谋取利益;其次是政府这个大开发商与形形色色的、真正的开发商密切结合，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或官商同盟，其中也有许多政府官员与开发商个人的“勾结”。

　　这一机制的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已经被二十多年来的实践不断证明。如大量村庄的强制性铲除，使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无止境扩张，造成了奇高的房价、大规模的“房奴”、大量的“鬼城”，以及诸多群体性事件。

　　记者：农村环境的变化是你多年来的研究重点，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研究农村的变化?这是城镇化带来的么?

　　张玉林：主要在于农村环境的恶化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生存、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安定。这首先是工业化(包括农业的工业化)导致的，其次也有城镇化的影响。而城镇化——尤其是大城市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大量的土地“硬化”和自然丧失，它割裂或疏远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由此带来许多社会和文化影响。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很少受到城镇化推动者的关注。

　　记者：与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城镇化有何不同?

　　张玉林：最为突出的一个现实是，日、韩、台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以及强制推行的“城镇化”，但中国大陆出现了，至今仍在延续。

　　也就是说，大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权力的主导、干预更加明显，带有更显著的强制性和掠夺性。

　　虽然大陆农村的“现代化”还远未结束，已经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也还没有完全显现，但已经显现的部分已经足够令人震惊，它的代价太大，后果不可预期。

　　记者：莫非没有办法了?

　　张玉林：破除对“现代化”、“城市化”等现代意识形态的迷信非常重要。这种迷信的危害要比雾霾或“PM2.5”的毒性更大，对此要高度警惕。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一场“价值回归”运动，也就是把那些被官员和学者铲除了的原本珍贵的观念和规范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