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的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希望上海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特大城市治理在短短的几天内被习近平再次提及。

　　就在两会召开前夕，2月25日，习近平在北京市考察工作中，对破解特大城市发展难题谈了许多看法，要求北京要做好城市规划，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这些既是对北京的要求，也给全国大城市在发展中如何避免“大城市病”作出了明确的提醒。

　　“中央领导都非常担忧我国的特大型城市会否过分地膨胀，因为特大型城市的过分膨胀是一个全球通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指出。

　　特大城市具有人口规模庞大且构成复杂，社会阶层结构、利益结构和需求结构日趋分化，快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链条而处于人流、物流与资金流的枢纽位置，城市生产与生活体系、经济与社会体系间的互适性面临越来越大的张力，而宜居水平和公众满意度未同步提升等共同特征。

　　“从长远来看，我国建设现代特大城市，不能盲目冒进，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走粗放型发展的道路，而必须充分把握现代特大城市的发展内涵，坚持质量优先。”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赵峥对记者指出。

　　多地提出建设特大城市目标：科学规划要先行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我国许多城市提出建设特大城市的目标，如合肥、宝鸡、宜昌、桂林等地将建设特大城市列入其区域发展规划。

　　单河北省相关城镇化规划就明确提出在2020年将石家庄、唐山、邯郸、保定、秦皇岛、张家口、廊坊、沧州等8个城市建成特大城市。

　　不过“现代特大城市的发展不应该再简单强调人口的集中，而更加重视城市质量的提升，特别注重高端产业发展和区域创新体系的营造，重视自身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和作用发挥。”赵峥说。

　　从世界范围看，东京、悉尼、首尔等特大城市对该国经济贡献率平均都达到30%以上，而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显然不能达到这一目标，更不用说其它经济相较于北上广等城市明显落后的特大城市。

　　尽管首位度还不如东京等城市，但国内特大城市带来的“城市病”问题却日益凸显。

　　“人口增长过快、交通拥堵、大气污染……这些都是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我们的公共事业基础服务跟不上，无形当中就带来各种矛盾。” 1月16日，北京市长王安顺在参加北京地方两会小组讨论时说。

　　此前王安顺在作北京政府报告中指出，在长期快速发展中，北京积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城市病”，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为迫切。这是“城市病”首次写进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纵观全国，近十年来，一线城市对市政建设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但这些城市的城市规划、交通设施的建设远远跟不上城市化发展速度。业内专家指出，城市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了交通的拥堵等各种生活的不便利。而这很大程度上是规划的不科学性和随意性。

　　就在外界质疑城市规划屡屡变动之时，从北京两会传出消息，为深化和统筹治理“大城市病”做好基础性工作，北京决定修改城市总体规划。

　　“政府在制定规划时，一是要依法，二是要科学。这里的科学是指符合城市化的规律，而且要可行，不仅仅是政府施政的需要，对于企业、社会组织来说也同样重要。”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研究所所长郁鸿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北京市目前执行的是2004版总体规划。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工作2014年将全面启动，本次修改在工作思路上有较大调整，重点是 改变以往增量式的、保障式的规划思路，根据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反过来提出城市规模的控制目标，重点是对人口规模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