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时不我待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坚决对“污染宣战”。而特大城市“城市病”日趋严重，环境污染首当其冲。

　　“特大城市的‘病患’加剧，表明环境红线的刚性是存在的，而且在不断收紧。”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潘家华认为，特大城市的环境红线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被突破，原因在于城市社会的逐利导向和红线意识的缺乏。强势的政府在产业选择和资源利用中，寻求和考核的是财富积累、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环境负债没有纳入政府核算和考评。

　　潘认为要确保特大城市的环境底线，首要任务就是要明确立法和严格执法。其认为法律是刚性的，突破环境红线就是违法，就要受到惩处。

　　例如北京水资源红线不断被突破，水资源赤字不断攀升，政府考虑的不是立法限制水资源的过度利用，而是期望通过调水来解决。在雾霾不断加重的情况下，寻求的是通过政策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来控制。

　　业内专家同时指出，特大城市的空间和产业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管理和经济角度来考虑的，对环境容量要求考虑不足。

　　例如城市功能分区，高教园区、工业园区、居民住宅区、商务区，边界清晰，互不重叠。管理上似乎方便，但造成职住分离、功能空间隔离。不仅如此，特大城市还利用行政权力的优势地位，垄断各种优质资源，使得城市边界不断扩展。

　　“特大城市的规划，需要职住混合、功能重叠，需要有所放弃。如果特大城市利用权力集中优势，过度承揽，而不加以放弃，城市人口和规模的控制只能是空话。”潘家华指出。

　　当然不能忽视市场的作用，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经济手段，调节消费需求，确保环境红线。例如阶梯水价、阶梯电价、阶梯油价，都可有效遏制资源浪费和污染排放。

　　人口管理需疏堵结合

　　特大城市的治理难题最终都落在人口管理之上，城市人口规模过多是造成各种“城市病”的本质原因。

　　根据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外界有声音指出，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否真的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

　　“现实总是比预想的要更加残酷”成为几乎所有特大城市的管理者在多年人口控制上得出的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城市人口规模越发难以控制。

　　“从历史经验来看，30年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成效并不明显，因为这与人口自由迁徙以及城市化的演化规律并不相符。” 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任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以上海为例，根据1986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其规定2000年全市人口控制在1300万左右，但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就达到1334万， 提前十年完成规划。2001年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2020年)》，规定2020年总人口为2000万左右，结果2009年年底就超 过2000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更是达到2300万。

　　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发生在上海一地的现象，各特大城市大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