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刊出一篇社论，认为“中国城市规划需要芝加哥的伯恩汉姆”。

　　这篇文章称，中国的城市化正掀起营造高楼大厦和大拆大建的狂潮，这一狂潮给遍布芝加哥城的顶尖建筑师事务所带来滚滚商机，据说，这些建筑师事务所如今每年一半的收入，都来自中国的合同。

　　报道称，建筑评论家布莱尔.卡敏主办了“全球城市：芝加哥设计，中国制造”系列摄影展，并认为“中国人及其建筑师正堆砌芝加哥市的摩天大楼，却未按照芝加哥的方式打造自己的城市”。

　　报道援引观察人士的话称，中国城市化建设狂潮显得枯燥、僵化、重复，未能切实保护好历史古迹，并让街景、建设多样化，未能将工作和生活场所融为一体，导致城市规划、布局的混乱无序和反复的大拆大建，交通、污染和环境问题也显得严重。这些观察家和分析家认为，惟有借鉴伯恩汉姆式的“芝加哥规划”，未雨绸缪、高瞻远瞩地打造一份“百年不过时”的城建规划，并效仿芝加哥人“不再对快速增长或大规模城市着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城市病”。

　　“芝加哥规划”真的“百年不过时”？中国的城市化，是否真的应该借鉴“伯恩汉姆规划”？

　　要弄清这个问题，恐怕先要弄明白，什么是“伯恩汉姆规划”。

　　所谓“伯恩汉姆规划”，得名于这项规划的主导者——著名建筑师丹尼.伯恩汉姆（DanielH.Burnham）。伯恩汉姆是芝加哥的建筑公司BurnhamandRoot合伙人之一，1893年，芝加哥承办世界博览会，伯恩汉姆的公司成为世博会主要规划单位，在伯恩汉姆的主持下，芝加哥拿出了一套以新古典主义为主题、以密集的市中心公共设施和多功能摩天大楼为特色的市区改造方案，并将之从蓝图落实到地面。在此期间，芝加哥涌现了一大批风格统一、现代的公共建筑，包括政府机关、银行、学校、商业设施等，美国都市里最早的现代摩天大楼——21层、高302英尺的共济会大厦，和著名的人民汽油公司大厦（现为APA芝加哥总部），就是这一阶段由伯恩汉姆推出的城市建设代表作。

　　1909年，芝加哥市政府在世博会成就鼓舞下，召开“哥伦比亚会议”，委托伯恩汉姆领衔，成立由他、奥姆斯特德和詹姆斯.麦克米兰三人组成的“三人小组”，正式开展以“芝加哥规划”为主题的“城市美化运动”，目的是抵御工业化后期出现的“城市郊区化”趋势，努力恢复市中心日渐丧失的视觉秩序与和谐之美。

　　伯恩汉姆受命之后，提出了所谓“做大规划”的新古典主义+巴洛克城市规划蓝图。在这份蓝图里，“三人小组”就六个方向提出了纲领性指导：围绕湖滨地带建设地标式设施；发展城市高速交通系统以解决人口和流量剧增问题；建立客货分流的新型高效运输系统；在整个城市规划范围内创建区域性的公园和绿地系统；有规划有系统地构建城市街道网络；有规划地合理配置和建设公共活动文化设施及政府办公楼。

　　伯恩汉姆领衔的“三人小组”将《芝加哥规划》创造性地制作成一份形象直观、浅显易懂的蓝图，并在商业界的大力支持下，将这份蓝图性规划在政坛、媒体和公众广泛宣传，甚至为向未成年人解读和普及《芝加哥规划》，他们还专门制作了针对儿童的普及版本“瓦克手册”，这些努力不仅让“芝加哥规划”的影响力遍及全美乃至全球，使之成为所谓“城市美化运动”的代表，也让“伯恩汉姆规划”被几代芝加哥人牢牢铭记，“百年不过时的蓝图”也成了蜚声世界的一段佳话。

　　首先应该肯定，“伯恩汉姆规划”对芝加哥城市面貌的改变，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规划的前身，1893年开始的世博会筹办工作，让芝加哥诞生了一个现代化、规划严密有序的市中心，和无数重要的城市公共工程、高楼大厦和标志性都市景观；《芝加哥规划》出台后，以密歇根大道-湖滨公园-区域森林保护区为中轴，贯穿市中心和郊区的城市区域分割带，也在“伯恩汉姆规划”影响下落实。上世纪50-70年代，理查德.J.戴利担任芝加哥市长，前后长达21年之久，芝加哥迎来了所谓“钢筋水泥时代”，芝加哥的重要城市地标，如威尔斯大厦、汉考克中心、麦考密克会展中心、奥黑尔机场等，都在这一时期落成，而戴利“做大规划”的公开依据，正是“伯恩汉姆规划”；如今的市长是老戴利的儿子理查德.M.戴利，他提出“市中心复兴”和城市基础设施、沿湖沿河景观改善计划，其提出的依据，同样是“伯恩汉姆规划”。这项规划中对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对城市建筑、交通、市政服务容量未雨绸缪的前瞻性设置，都是至今不过时的考量，也的确对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城市化进程，有许多启迪性。1989年，伯恩汉姆获得美国规划协会“国家规划先驱奖”，可谓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