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必须看到，伯恩汉姆规划和“芝加哥规划”在许多方面，并非如传说中那般神奇。

　　首先，“做大规划”的城市美化运动，并非始于芝加哥、甚至北美，而是从欧洲舶来的，其理论上的代表作，是奥地利人卡米洛.西特1889年出版的《城市建设艺术》一书，而实践上的代表作，则是19世纪英国的“公园运动”、尤其法国拿破仑三世时代奥斯曼主持的巴黎城市改建方案，可以说，伯恩汉姆规划从理念、风格到许多细节，都可看到“奥斯曼巴黎改建”的影子。

　　其次，芝加哥的城市规划本就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并非始于“伯恩汉姆规划”。

　　全美大城市里第一个完备的污水排放系统，是芝加哥于1855年落成的，比“伯恩汉姆规划”早了半个世纪；彻底改变城市水系的芝加哥河闸门系统，则是1900年落成的，比“伯恩汉姆规划”早了9年；标志着“钢筋水泥森林运动”开始的第一座钢筋水泥高楼——10层的住宅保险公司大楼，建成于1881年，此时上距芝加哥世博会还有12年之遥；被称作“芝加哥第一座都市地标”的鲁克里11层大厦，则同样建成于“前博览会时代”的1888年。

　　第三，“芝加哥规划”其实并没有真正成为芝加哥城市建设的指南，其中的许多根本原则，实际上也并非一次落实，甚至根本没有落实，所谓“百年未变”有言过其实之嫌。

　　由于伯恩汉姆在构建蓝图时不顾及成本，规划在当时被认为“大而不当”、“劳民伤财”，受到激烈反对，因此未被芝加哥市政当局正式采纳；芝加哥城市建设的密集期，是两位戴利市长、尤其老戴利任职期间的事，而“市中心的复兴”，则是小戴利时代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的，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二战后市中心的衰落和“空洞化”，这显然都与伯恩汉姆规划背道而驰。

　　第四，“芝加哥规划”之所以未“大拆”，是有特殊原因的，而“大建”则一直在进行。

　　芝加哥于1871年发生了著名的“奥利里牛圈大火”，据说因奥利里太太家一头牛踢翻油灯引发的火灾，将全城17000座木质房屋夷为平地，十万居民无家可归，此后杂乱无章的城市设施恢复导致城市面貌恶化，市政服务功能低下，底层居民居住和生活条件恶劣。这一切曾酿成1888年“干草暴动”等恶性社会公共事件，迫使市政当局为城市规划和建设提速，而大火将城市旧貌“一扫光”，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对这座城市“另起炉灶”的难度和阻力，因为无情的大火实际上已完成了最艰巨的“拆迁”任务——而作为城市美化运动蓝本和芝加哥城市规划效仿对象的奥斯曼巴黎城市改造计划，则是以争议极大的“大拆”为标志的，没有“大拆”，巴黎仍被围在城墙里，如今已成为巴黎地标的香榭丽舍大道也根本不会出现。

　　至于“大建”，如前所述，今天芝加哥市中心数十座40层以上摩天楼中，过半数都是50-70年代所建造，且这种建造至今仍在持续，如著名的“千年公园”，是2004年才交付的，Comtemporaine这座“最新的传奇”直到2010年还在进行后期施工。

　　早在伯恩汉姆时代，就有批评家指出，“城市美化运动”反映了一种“特权阶级的好大喜功”，过于追求装饰性，而忽视了城市居住、工作和社会服务功能的整体和谐，因此实际上昙花一现，在当时并未真正从蓝图变成现实。

　　但伯恩汉姆规划中注重总体规划、强调城市建设风格的和谐统一，以及对市中心的重视，对后世城市规划有着深刻的影响。此后百年间，一代代芝加哥城市的规划者、缔造者，以“伯恩汉姆规划”和“芝加哥蓝图”的名义，实际上推行着各具时代风格的、“自己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方案——一如打着“复兴希腊罗马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许多方面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文艺风格并非一回事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