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去数字化”

　　“《规划》的一大特征是弱化了针对城镇化的具体指标，取而代之的是‘绿色’、‘智慧’、‘人文’等关键词所指引的方向性目标。”乔润令表示，《规划》很理性地没有给各地派任务、定指标，仅仅给予一定的数据参考。“我们在几轮经济建设中，曾经过于强调指标、评比、考核，多次采取‘运动式’的办法，要求三年大变样、五年建新城、十年城镇化提高若干百分比，这实际上忽略了人的因素。”

　　3月17日，徐绍史撰文指出，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在城镇化进程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对这一基本目标，《规划》提出2020年的具体目标，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乔润令分析称，《规划》强调“人”和推动新型城市建设，是对以往城市建设数字化、指标化的摒弃。“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已经对城镇化本身有了准确的定义，即自然历史过程。所以在一个长远的目标之下，并不需要每年进行考核。”

　　《规划》明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乔润令认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目标之一即在于实现“三个1亿人”的具体需求，这是驱动未来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这‘三个1亿’就是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数字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