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观点

　　>>>真正的“城市特色”是大自然赋予城市的山、水及历史文化，这些难以模仿的要素构成了城市的永恒魅力。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连续的，城市的发展也是如此，老城沉淀下来的历史文化是很珍贵的，应该很好地重视和保护，这点毋庸置疑。但是住在老城里的人要不要现代化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建设一个好的城市，衡量的标准就是人，城市应从外观转向内涵，回归人性已越来越成为国内外规划师的共识。

　　>>>>在现在这个转型时代，正如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所说：“思考中的城市比亢奋中的城市更有力量”。我觉得那句话讲得非常深刻。

　　规划即是法。

　　这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早已成为主政者们的共识。当然，这种共识并非来自于某个领导者的灵光一现，而是在上世纪初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后积淀下的教训。

　　而在尚处于城镇化初期的中国，尽管从来不缺少规划文本，但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使得城市病已从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城镇化甚至成为人们资本积累和资源掠夺的代名词。

　　无疑，中国不需要这样的城镇化。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会议对提高城镇建设水平有着如此表述：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

　　因此，面对着城市的转型，需要主政者思考的是，城市规划应如何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如何保障其长期的如一性和稳定性。对此，记者特别邀请同济大学建筑和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陈秉钊畅聊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问题。

　　陈秉钊认为，城市包含着动态、丰富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凝固的艺术品。建设一个好的城市，衡量的标准就是人，城市应从外观转向内涵，回归人性已越来越成为国内外规划师的共识。

　　同时，对于城市主政者们而言，一个理想的城市，一定是让人感到温馨、舒适、方便的城市，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城市。

　　城市主政者要先“思考城市”

　　记者：在中央城镇化会议提出了对城市规划的新要求的背景下，结合过去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问题，对于城市决策者而言将面临怎样的改变？

　　陈秉钊：我觉得中国在城市建设方面常常会出现冲动。比如现在的城镇化建设，有些地方仍然在大拆大建，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好像很难摆脱，这和地方官员的理念有直接的关系。地方官员总希望在有限的任期里做出政绩来，他们主观愿望是希望把工作做好的，但做的方法可能事与愿违，最后效果并不好。

　　很多城市的主政者并不是城市规划相关专业出身的,他们往往是去各地考察学习，看到别的城市做得很气派，马路做得很宽，广场很大，以为是好的，所以回来以后就效仿。实际上建设部曾发过文件，明令禁止修建宽马路、大广场。

　　城镇化，很多人就认为无非是让农民进城，建新村，建新城，但他并没有去了解究竟什么叫做新型城镇化。中央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市化，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也就是农民进城以后，要让他们能够和市民享受同等的待遇。所以我们应该真正去关注农村，了解农民。我们作为规划工作者，有这个责任。

　　记者：在这种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您认为城市规划的理念应该是怎样的?

　　陈秉钊：在现在这个转型时代，正如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所说：“思考中的城市比亢奋中的城市更有力量”。我觉得那句话讲得非常深刻。的确在我们转型的时候，要静下心来想一想问题，究竟怎么走。

　　现在很多城市的主政者为了提升城市形象，在规划上还是偏向于搞大马路，大广场。认为现在车多，路堵，原因就在于马路太窄，把复杂的交通问题简单地归结马路太窄,那么就拓宽马路，原来两车道变成四道，四道变成八车道，马路宽了就不堵了。

　　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按照标准，城市一般人均用地在100平方-120平方米。这些指标里的城市用地很大一部分要用来搞住宅、学校、商业、工厂、仓库等，真正拿出来做道路、广场的，只占16%到20%。

　　拿广场来说，如果一个城市搞一个大广场，广场用地指标可能就用完了。对于这个大广场，如果住得远的居民总不能一直坐公共汽车来晨练等活动，所以还不如把广场做小，那么广场就能够多做几个，于是广场也就能均匀分布,让市民就近方便得到享用。

　　这就是城市主政者价值观的确定问题，马路也一样，马路也就这么一点土地，如果全部都搞大马路，就没有修小路的可能。但按照人惯常的习惯，都希望走近路，如果没有小路就没近路可走。把大量的交通都吸引到少量的大路上来，再宽也会堵。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就像人体不能只有主动脉，更应该重视许许多多的毛血管小路。

　　真正的“城市特色”是山水及历史文化

　　记者：“千城一面”成为对中国城市批评的共识之一，对此您怎么看？

　　陈秉钊：缺乏特色、“千城一面”是许多人对于中国城市的一个印象。把城市的特色寄希望寄托于建筑是目前许多城市的做法，但姑且称之为“城市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却是凤毛麟角。真正的“城市特色”是大自然赋予城市的山、水及历史文化，这些难以模仿的要素构成了城市的永恒魅力。

　　我举个例子，有次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和一个外国同行交谈时，他提到了福州这个城市。我问他对福州的印象，他居然脱口而出：”福州城里有三座山“。而他对于福州宏伟的五一广场，他反倒没印象。这就说明一个城市给人家留下印象的，不是那些高楼大厦，而是自然的山水。福州“三山两塔”的城市格局，是福州“城市特色”的名片。

　　记者：在您看来，“千城一面”现象是否也是体制问题造成的？

　　陈秉钊：有体制上问题，那就是决策机制的问题。有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到一个地级市拜访了主管城建的副市长。他当时正因一件事很郁闷。那城市的老城在南边，建了一个新城在北边，两城之间距离大概有5公里。为了将南北两座城连接起来，需要修一条主干道，如果两点连一直线,笔直地修这条路需要斜跨过一条河，还要穿过一个村庄，考虑到规划成本和工程的复杂性，他提议把这条主干道弯一下，绕过这个村庄,又使桥与河取得直交。

　　但这个提议在市长办公会议上却遭到了一把手的断然反对说是“歪门邪道”。一个一举多得的好的规划方案在这种一言堂的决策体制下被否决了。这些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今天许多城市纷纷建立了“城市规划委员会”,重大问题提交委员会集体讨论，这就是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不能把城市放在电冰箱里冻起来”

　　记者：在中央城镇化会议的要求下，结合本地的城市建设实践，许多城市的领导开始意识到了历史文化对城市的重要性。但问题是如何提升城市的品质和内涵。

　　陈秉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连续的，城市的发展也是如此，老城沉淀下来的历史文化是很珍贵的，应该很好地重视和保护，这点毋庸置疑。但是保护历史也必须要有科学历史观，要尊重人性。

　　比如都说福建的土楼好，冬暖夏凉，但土楼是圆的，南边是冬暖夏凉，而北边就是冬冷夏热。所以很多人还是要往外搬，不愿意继续住在里面。我有次去无锡，当时主办方组织参观古运河，我们刚刚下车，一个妇女突然冲上来喊道:“你们不要把我们像动物园里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供人参观,你们来住,你们来住!。”

　　这反应了老百姓的愿望，历史文化要保护，但是住在老城里的人要不要现代化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要科学的保护，要让那些人能够享受今天的现代生活。我有一次在台湾的新竹，跟他们谈起历史保护的事，新竹市的规划局长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不能把历史建筑放在电冰箱里冰冻起来“。历史要尊重，但保护的同时也要以人为本。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城市可以算做是理想城市？

　　陈秉钊：过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理想的城市，一定是让人感到温馨、舒适、方便的城市，说穿了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城市。

　　现在城市建设规划普遍存在尺度过大的问题，盲目追求宏伟、气派、壮观，很多新区新城的建设也是这样，从形态看规划建设的很漂亮，房子是最摩登的，路灯是最漂亮的，但往往是路灯比行人还多。反而看一些城市的老城区，虽然破旧，但是人气颇旺，各种商店生意红火。一个城市的活力要看生活在里面的人，一个城市如果建设出来没有人气，就说明没有亲和力，再漂亮也是没意义的。

　　所以建设一个好的城市，衡量的标准就是人，城市应从外观转向内涵，回归人性已越来越成为国内外规划师的共识。此外，还要重视文化，提升城市的品位。例如布鲁塞尔有众多一流的景点，但排在第一位的却是竖立在一个小街角的撒尿童雕塑，该雕塑只有61公分，它是根据历史的传说创作，塑造而成，他是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象征，延续下来的文脉才是最打动人的，因此也成为了最吸引人的景点。

　　反观我们很多城市，不挖掘自己的历史文化，追求奇特的城市标志、建筑尺度，结果和这座城市的历史没有关系，很难被人真正认可,留下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