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说，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个是新技术革命，另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

　　这场预计未来20年内由3亿农民移居城市带来的变革，将为中国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提振世界需求释放巨大动能。但此路并非坦途，处理不慎或将陷入新的困境。因此，借鉴他国经验，以便少交“学费”，显得尤为重要。

　　放眼全球，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之路充满坎坷。

　　美国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斯坦·古尔斯比指出，由于缺乏前期规划，美国城镇化过程中遭遇过贫穷、污染、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等问题。

　　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城市危机”。而为摆脱大城市带来的困扰，许多人迁往中小城镇，这种“逆城市化”虽满足了中产阶级理想的居住需求，却因城市无序蔓延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能耗过度。

　　另一方面，某些美国中心城市却日渐衰败，居民生活贫困、公共福利和救济支出增加等问题突出。20世纪70年代，纽约、波士顿等不少城市的老市区出现衰落现象。

　　当前，城镇化率高达82%的拉美地区也在经历“城市病”阵痛。由于缺乏规划管理，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暴力加剧、贫富分化、教育医疗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峻，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从去年3月底开始，由抗议公交票涨价引起的示威和骚乱在巴西全国不断蔓延、升级。

　　客观地说，多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也累积了一些“顽疾”。某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将城镇化简单等同于“造城运动”。对此，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指出，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城市发展缺乏产业支撑等问题突出。

　　此外，雾霾、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开始困扰中国城市居民。逃离“北上广”现象折射出青年人对大城市爱恨交加的复杂情结，也透射出人们对城市环境改善的期待。

　　针对这些问题，新一届政府将“新型城镇化”着力聚焦“人的城镇化”，努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善城镇化体制机制。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若要使城镇化真正转变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核心是解决城市新移民的户籍、福利问题，让其变成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主体。

　　新春伊始，城乡养老保险并轨的举措被外界普遍视作有望为城乡一体化进一步扫清障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表示：“只有农民转成城市市民，升级为中产阶级，才有足够的内需型企业”。

　　创造稳定的就业才能使城镇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否则，恐怕会如《纽约时报》所担心的那样，“没有与城镇化相适应的就业机会，即使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民工留在城市，也可能会因失业形成城市中的‘贫民窟’。”“新一轮的城镇化规模与速度史无前例，对中国转向消费主导的可持续增长意义重大也充满挑战。如何布局体制改革、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处理好人和环境、资源的关系，实现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由‘乡’到‘城’的转变是关键所在，”澳大利亚创新金融研究院院长郭生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