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纪忠（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上海松江方塔园为其代表作品之一）来自一个晚清的望族，其祖父冯汝骥曾在浙江和江西任巡抚。冯纪忠幼年在北京外交部小学读书，因为他的父亲正出任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秘书。当时冯纪忠家和梁思成家都住在东堂子胡同一个院落，数十年之后，两人分别成为一北一南建筑学派先驱。梁思成以古典学派著称，而此后生活在上海的冯纪忠则为中国引入了现代建筑理念，他在中国创立城市规划学科和建筑设计中的空间组合理论，并成为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的创始人。但学科的建立，并非冯纪忠生命的重点所在，重点所在的是那融合了东方诗学生命韵味的现代主义，而这恰恰是冯纪忠一生都没有充足的机会加以实现和施展的空间设计之梦。这对于空间的现代梦想，却是来自绵延的传统东方时光，来自那些缓慢而又微妙的诗情。那是在清朝，踱步和吟咏之间的闲情，这闲情是中国人传统生活的真正核心秘密和快乐所在。

　　就如同一个压抑过久的梦一样以积聚紧凑的方式重演其一生的期愿。方塔园，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光之梦。位于松江老城区的方塔园，原址上有塔而无园，除了宋代的方塔,还有明代的照壁、元代的石桥，以及几株古银杏树，这些古物散落在一片村野之中。这些古物，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脉络可以串联成完整的故事，而是各自孤立地、残片般兀然矗立在那里。方塔园恰恰是一座由种种废墟所组成的露天时光博物馆。

　　穿越1930年代奥地利工业技术风格的大门，我们就来到了一堵斑驳的照壁面前。这座照壁是明代松江府城隍庙的遗物。明代洪武年间，六百多年前一座江南小城闹市街口的生活世界，留下了一堵墙在我们面前。从它面前，当年进进出出了诸多南方的商人、官员、小贩、农夫、财主和士子，其中一定有既是财主又是士子嗜好大街之上强抢民女但又书画秀媚的董其昌。

　　照壁之后，便是方塔。这方塔，塔身瘦而塔檐广大，第一眼让人觉得日本风十足，却是纯正的中国宋代风物。道光年间(公元1821一1850年)塔又损坏，由一和尚用手指血书佛经，化缘募捐才得以修葺补完。在这个阳光和煦的下午，当我钻入塔中拾级而上时，宋代僧侣所身经其中的空间又一次在我的身体上重现。当你所身处塔的层级越来越高，你的身体便被越来越逼仄的塔壁所包围挤压，在第五层，几乎只能侧身才能通行，但一旦从陡窄的木楼梯上转出，来到塔身外的栏杆前，你顿时便明白了何为“豁然开朗”。一种从幽暗中释然而出的解脱和清净。

　　方塔园的重点所在，还不在方塔这些古物，而在于冯纪忠所调试出来的空间带来的全新身体全感知。它唤醒你，让你意识到自己在空间的运动和变化，而不仅仅是经过。进入方塔园，你的眼睛就打开了，看到了空间在你的身边环绕、周行。空间被从单调、坚硬的建筑格式和陈旧观念中开放了出来。进入园门之后，走在石道上，举目便见平远的水面映照着一截低平的白墙，白墙上方是宋代的方塔。顺着石道绕行，白墙便回转过去，塔身耸立在前。而塔后方下沉的堑道，两侧的草坡，都给游园者不断地带来不同的视平线高度，高低错落的不仅仅是风景，同时也是身处其中的人物——这空间存在中的主体。对旷远空间的着力，以王澍的评价，则“颠覆了明清园林的繁复意涵”。而园中以竹子、稻草、方砖建成的何陋轩，更是一个轻妙的空间游戏。这个超低成本的建筑，每个元件都自身独立，四个方向的屋面只是互相交错，而没有缝合。换言之，是顶在天空中的四片稻草，似乎临时遭遇，便成了一处可以栖身其下的建筑了。通常处理屋架结构，都是刻意清晰展示交接点，为的是彰显构架整体力系的稳定感。这里却相反，故意把所有交接点漆上黑色，削弱了清晰度。各杆件中段漆白，从而强调整体结构的解体感。这就使得所有白而亮的中段在空间中仿佛漂浮起来。以完全现代的钢架结构的方式，使用纯中国本土的竹材料，冯纪忠创造了一个东方的现代主义案例。在这个开合未定而通透的小筑中，冯纪忠为中国传统空间讲究的旷远和轻盈找到了一种现代的形式表达。

　　这个工作，事实上恰恰是日本建筑师们在二战之后所完成的东方空间经验的现代化转换。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对封闭空间与开放空间之间过渡空间的强调，几乎是冯纪忠何陋轩设计的异国同语。但冯纪忠在1984年完成了方塔园之后，依然受到了批判（因其简洁的现代风格而使人联想到日本园林），冯纪忠的方塔园博物馆设计受挫流产。而此后的整个1980和1990年代，冯纪忠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未有参与设计和创作的机会。在冯纪忠先生去世之前，我们已经“失去”了他，失去了一个上千年的东方空间感获得现代化表达的机会。如若冯纪忠所代表的既接受了传统诗书浸染又获得西方技术的中国第一代现代建筑力量正常生长和发育，那么我们的城市在20世纪后期便不会反复纠缠于高楼加中式帽子和全盘西化彻底丧失空间身份的泥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