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于两周前正式对外公布，它明确了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4月5日，由发展中国论坛(CDF)和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在北京召开。辜胜阻、周天勇、刘尚希、李兵弟、党国英等专家学者围绕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展开深入讨论。会议由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主持。

　　城镇化的关键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实现新型城镇化，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舆论认为，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就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路径，就是到2020年让近3亿农业人口转成市民。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这是一种误读”。他说，农民进城落户情况很复杂，有的进城以后根本落不下来，有的进城后也不想落户，这在大城市表现突出，而中小城市又没有吸引力，发挥不了替代作用。他说，“我不认为户籍改革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提供公共服务，有了户籍没有公共服务，像1984年小城市就已放开户籍，但公共服务跟不上，最终进城的人又放弃了小城镇户籍。”“绝不能把户籍看成是市民化唯一的标准。如果把公共服务做好，实际上就是事实上的市民化。所以，市民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也认同此观点。他提出，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就是要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力度，让城乡居民都平等地享有公共服务。目前财政改革遇到的难点是，中央转移支付是与户籍挂钩的，如教育支出是落实到户籍所在地的人头上的，如果子女随父母进城，这部分教育资金是不会跟人走的。对目前已流动在城市里的2.6亿农民工来说，实际上是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规划出台以后，使人口的流动变得可预期，让公共服务的配置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也可预期，这样解决人和公共服务脱节的问题就有了目标。

　　均衡配置资源不容忽视

　　从发展战略上讲，重点是发展小城镇、搞新农村建设，还是控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要“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对未来城乡统一协调发展的格局，与会专家给出不同意见。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住建部村镇司原司长李兵弟认为，规划针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已经明显感觉到的一些问题，比如特大城市的发展，提出了基本思路，即反对特大城市继续无节制地发展，要用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思路发展城市，包括处理好农村的发展问题，这是规划的亮点。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主张，从节约土地、市场选择、未来村镇演变形态上看，发展大城市优于中小城市。因为，中小城市、小城市和大中城市比较，前者就业机会少，人口集中度差；城市越大，人口聚集越多，教育、医疗资源越丰富；城市越大，文化多样性越丰富。人口流动的方向就是大中城市。

　　对此，李兵弟认为，上世纪80年代确立的中心城市理论是我国地理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没有中心城市的发展，就没有我们30年来城镇化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应肯定。目前又提出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但是，城市中心论使得农村各种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忽略了资源的均衡配置，拉大了地区差距。市场经济已经有了一定成熟度，是否还需用城市群、城市带、中心城市的理论指导城镇化的空间布局？事实上，新型城镇化需要均衡配置资源。

　　城镇化需要推动多项改革

　　辜胜阻提出，城镇化改革涉及到人、业、钱、地、房。在这五大要素中间，人是核心，钱是关键，土地和进城农民住房解决不好，城镇化也无从谈起。

　　刘尚希认为，在处于流动性、不确定性非常大的情况下，农民感觉到规避风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两头占”：既要进城务工，又要留一块地在家乡。农民觉得进城是有风险的，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相当于“保险(行情专区)绳”。

　　在社科院农村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看来，目前不单是城乡之间，即便是在城市内部，享受公共服务的人群也是分层级的。因此，破除户籍障碍，关键在体制统一和等级接续。他建议，可以试行居住法，社会提供合法的标准住所，谁买到了，谁有合法标准住所就给谁落户。

　　李兵弟建议，应将农村住房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