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会生病，城市也会得病。

　　近年来，“城市病”在我国多个大城市集中爆发。不仅仅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出现了由人口剧增引发的“城市病”，就连二三线城市，甚至连小城镇都“犯病”了。有人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用无限的吸力把它周边的资源、人力都统统一股脑给吸附了过去，吸进肚子之后，却又发现自己并没有足够宽容的肠胃把这些都给消化吸收掉，最后闹到医院。

　　有负责城镇化工作的人士感慨：“城镇化归根结底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如果老百姓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面对的是糟糕的城市服务，那么转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浓缩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使得我国“城市病”问题更具复杂性、综合性，凸显的是各种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医疗服务跟不上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步伐。

　　化解“城市病”危机正在考验中国的智慧，这涉及到宏观层面上的发展战略调整、经济发展考核指标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只能继续步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城市病”的后尘。与世界其他城市的“城市病”相比，中国“城市病”有什么特点？中国的城市“病”到了什么程度？引发了人们怎样的反思？

　　篇章1：中国“城市病”有多严重？

　　“交通拥堵如肠梗阻，空气污染是哮喘，水污染是血液中毒，垃圾围城好比恶性肿瘤，房价居高不下就是高烧不退。”

　　“现在不少城市，肾功能在衰竭，污水、粪便处理不了；肺功能在弱化，绿地减少供氧少了；肠道出问题，很多资源吸收不好，消化不了；脉搏有问题，交通拥堵，一些生态主动脉被切断了。”

　　这是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对当下我国“城市病”的形象诊断。我国“城市病”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城市病”首次写进政府报告

　　“城市病”是对人口及相关发展要素向大城市过度集聚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的统称。国际经验表明，城市病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快速城市化阶段往往是各种“城市病”的凸显期和频发期。2011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标志着我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的发展阶段。与我国高速城市化如影随形的是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如今，“城市病”已成为各地城市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

　　北京和武汉首次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城市病”这一词汇。北京明确承认“累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城市病”， 第一次把“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列入2014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2013年成绩后指出，武汉“城乡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城市建设任务繁重、资金筹措难度加大，市民反映强烈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和水环境的综合治理机制亟待创新”。

　　一些城市虽未直接使用“城市病”概念，但都描述了“城市病”症状。上海称：“人口总量和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建设用地规模接近极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突出”。广州称：“城乡基础设施承载力不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交通拥堵、垃圾围城、环境污染、安全生产风险等问题仍然突出”。深圳、杭州也有“城市人口规模大、结构不合理”等类似表述。

　　环境问题位列“城市病”之首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出现了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人口流动问题、汽车社会带来的交通问题、能源消费引发的环境问题、城市扩张和土地财政酿成的土地问题及房地产泡沫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近年来PM2.5 污染，更使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危机感高涨。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民网就公众关注的21个热点问题展开网上调查。在针对“目前中国最为突出的城市病有哪些？”的问题调查中，有31.16%的网民认为“环境恶化”是中国目前最为突出的城市病；26.88%的网民认为是“人口超载造成公共资源紧缺，带来医疗等生活便利性不足”；25.47%的网民选择的则是“社区治理水平较低，行政管理仍强调管理大于服务”。环境问题被称为“城市病”的重中之重。

　　雾霾不仅仅在大城市上演，去年全国范围的雾霾天数创造了历史之最，让大家对于城市的环境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以今年2月为例，我国7省市重度霾顽固不散，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的霾表现高调，北京、河北中部、天津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安徽北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一直被中度霾甚至重度霾笼罩，空气质量较差。环境保护部卫星遥感监测表明，雾霾笼罩我国约七分之一的国土。

　　安全问题让城市“病”得不轻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管网等市政设施不能有效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设施不足以及处理率低等问题凸显，这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引发的市政公用设施供需矛盾。当前，城市高楼大厦林立，人口密集，交通拥堵，对灾害抵御能力的不足也令人担忧。

　　近年来，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气象灾害的消息不绝于耳，其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也令人印象深刻。2010年11月上海的高楼大火，给消防营救造成巨大困难；2012年7月北京的一场特大暴雨造成几乎全城交通瘫痪和上百亿的损失，再次拷问这座飞速发展的城市是否已经拥有了与之相匹配的抗灾能力。

　　在日益高涨的城市化浪潮下，城市内涝、冰雪围城、化工厂爆炸、建筑物坍塌、火灾多发……一系列事故的发生让城市安全问题在不少城市已经“病”得不轻。当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人们眼前消逝时，人们终于发现，安全问题是所有“城市病”中最严重的病症之一。让人们心情沉痛地重新审视城市光鲜外表背后的种种隐痛，再度思考作为人类文明载体的城市和愈加躁动易怒的自然之间的相处之道。

　　中小城市难逃“城市病”厄运

　　数据显示，今年3月1日，北京轨道交通全路网客运量首次突破900万人次大关，再创历史新高，上海地铁日均客流量在一年前也逼近700万，高峰限流措施频繁。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中，每3个人中就有1个是外来人口。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 “城市病” 已不是大城市的专利，这些“症状”正快速由中国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传染”。本应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如今却成为人们忧心忡忡的对象。

　　由于发展思路的单一，在发展方式和发展所遭遇的瓶颈让很多乡镇都难免重蹈大城市的覆辙：小石棉、小化工、小电镀，城市有城市的工业毒害，小县城也有污染排放；城市有垃圾围城，农村出现了垃圾围村；城里的水质不放心，农村的饮水堪忧……

　　篇章2：中国“城市病”反思

　　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经历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但城市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进程，期间出现各种症状也是必然的。在看到这些客观原因的同时，有业内人士从我国特有的体制性成因予以分析时指出偏重于经济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成为加重“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与国外相比，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误区加重了“城市病”，折射出我国城市化畸形发展。

　　反思1 “城市病”的背后是对政绩考核的GDP崇拜

　　“城市病”是世界工业化中的通病，只是中国发展迅速，把这个过程缩短了，比较集中地凸显出来。正如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分析我国“大城市病”产生的基本原因时所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人口突然在十年、二十年间有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扩张，产生了交通拥堵、城市环境压力大等问题，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城市的基础设施正在建设，还没有结束，这也是成长中的城市所避免不了的；我国属于制造业大国，传统制造业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污染。

　　在正视我国“城市病”产生的客观原因的同时，有专家指出我国的“城市病”除了拥有与其他国家“城市病”相同的成因之外，还具有许多我国特有的体制性成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家彬在接受采访时从干部选拔机制和政绩考核体系角度对我国“城市病”的原因予以了分析：偏重于经济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影响，成为加重“城市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政绩考核的普及，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府官员乃至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重要导向作用，政绩考核体系本身的不够科学合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林家彬认为，一是导致城市功能的过度集中。诸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航运中心、交通枢纽等等，原本已经高度集中的特大城市，城市政府为了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仍然大力鼓励产业功能的集聚，积极吸引大型项目的落户，拒绝产业功能的向外转移，结果导致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堪重负。二是导致重“面子”轻“里子”，重形象工程轻民生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是显绩，容易被关注和纳入评价考核，往往得到优先发展；而城市排水系统等“里子”工程、扶危济困、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是潜绩，不容易被关注和评价考核，发展往往滞后。这就导致大城市光鲜华丽的地标性建筑与滞后的地下基础设施形成巨大的反差，近年来一些城市一遇暴雨就造成内涝和交通瘫痪就是突出的实例。三是导致城市政府“亲商”有余而亲民不足，公共利益往往让位于商业利益。为了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一些城市政府提出了“爱商、重商、亲商、安商、护商”等口号和政策。在城市房地产开发领域，开发商拿到地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政府公关以便修改规划、提高容积率，而且经常如愿以偿。其结果是城市规划的权威性被轻易破坏，超出规划强度的商业地产开发导致周边的基础设施容量不足，成为引发“城市病”的重要原因。

　　有网友评论说，只要GDP崇拜存在，只要“我这一任要超过前一任”的政绩冲动存在，“城市病”就只能越来越重。

　　反思2 “城市病”直击我国城市管理“软肋”

　　现代城市是一个融合环境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等系统在内的复杂体。中国以往的城市管理模式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对城市管理的理解比较狭窄。有专家指出，我国“城市病”的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模式严重违背规律外，还在于粗放型的城市管理。“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忽视科学规划，对长期性、功能性考虑不足，防灾能力脆弱。

　　以北京为例，早在2005年，北京就制定人口控制规划，并且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按照这个规划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是1800万人，中心城区850万人，但实际情况大大超出了这个控制目标。据北京两会透露，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达2069万人，中心城区人口达1300万人，分别比2020年的目标超出了270万人和450万人。可见，外来人口激增使城市压力达到不堪重负的程度，就是典型的粗放型管理造成的结果。

　　建设部原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极其坦率地说，中国的城市规划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一切依据“苏联标准”，演变到80年代的“专家与领导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但现在日益令人担心，“过去城市规划很纯粹，领导与专家结合得很好，但现在行政干预越来越多……”

　　林家彬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说：“规划不仅不能成为限制权力的滥用、保障城市沿着科学理性轨道发展的制度工具，相反却成为可以被权力所随意利用的工具，许多追求政绩、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圈地卖地、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举措都假规划之手而堂皇问世，并由此成为助长‘城市病’产生和恶化的重要原因。”

　　城市管理蓝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城市管理的法治化保障较为薄弱，突出体现为城市管理立法相对滞后、部门立法的综合性协调性不足、立法可操作性不强。另外，城市管理的执法方式有待改进，市民的守法意识也有待加强。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蔡义鸿说，我国“城市病”愈演愈烈与“运动式”城市管理不无关系，“平时有法不依，问题严重才集中整治。”另外，城市政府内部部门分工交叉重复，在城市管理过程中遇到突发事件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导致任务得不到贯彻执行，直接影响到城市的治理效果，进而累积成“城市病”。

　　在谈及我国城市管理的“软肋”时，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也说：“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社会并没有一套科学系统的管理体系，通常是问题导向和恶性事故导向，在出现问题后进行突击性治理，专项整治，搞一阵风。”他认为，我们的城市缺乏从多个领域进行专业化管理、懂城市综合治理的专家，缺乏常态化的科学管理。

　　反思3 “城市病”折射我国城市化畸形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比如，大城市、城市集纳了太多资源，与小城市、农村的关系并未达成和谐生态的关系，势必造成人口的单项流动，进而引发“城市病”，折射出我国城市化畸形发展。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蔡继明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直言：“‘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祸，因此不应轻易谈瘦身，否则容易抹杀一些问题，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他进一步说：“有人看到大城市‘生了病’，什么人多、车堵、出行难啊，就以为是‘大’造成的。可世界上同样还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没有‘生病’，甚至人口比咱们这些城市还多的城市也没‘生病’。比如美国纽约，比我们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但这些城市出行却很方便，看不到我们常见的‘城市病’。以交通为例，我们的高铁一般发车间隔5—10分钟。在日本，高铁发车间隔可以短到3分钟左右，而且全天运行下来的误差也很小。”

　　在我国，很多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两三倍，而人口却增加了数十倍。资深评论家李振忠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一条船原来承载一个人，而同样的船现在要承载10个人，这条船怎么才能不超载？那只能是造高楼，大力增加船的排水量，否则就要沉掉。”他指出，在种种“城市病”面前，“医生”们只是机械地增加地盘和楼高、拓展道路，而根本没有想到其他科学改善城市生存条件的方法，闷头GDP，“科学发展”被人为弃置。“高楼林立人手一车全城找不到一个钉拉链的并非科学的城市化，而只能算是中国式无头苍蝇式城市化大跃进。”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间缺乏均衡发展被认为是“城市病”的诱因。有专家分析指出，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是国家发展的两条腿，仅靠一条腿走路很难走得太远。有媒体人士说： “一个合理、冷静的城市化进程，应该是在城市范围扩张的同时，还能和城市之外的乡村保持一种生态性的平衡，但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用无限的吸力把它周边的资源、人力都统统一股脑给吸附了过去，吸进肚子之后，却又发现自己并没有足够宽容的肠胃把这些都给消化吸收掉，最后闹到医院那儿，少不了一个‘消化不良’的诊断证明。”

　　篇章3：有质量的城镇化是治病良方

　　由于我国“城市病” 类似一门“交叉学科”，与民生、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因此，治理“城市病”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需要一个系统工程的支撑，而且“疗程”会比较长。大家在从不同的角度给“城市病”开出药方。

　　药方1 城镇化均衡发展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意味着解决“城市病”成为当代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责任，而有质量的城镇化被认为是我国“城市病”的治病良方。

　　不少受访者指出，农村与城市均衡发展是治疗“城市病”的一剂良方，真心期待各级政府始终树立以人为本治理城市的理念，在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农村配置，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从“资源高地”的高压态势中解脱出来。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指出，从长远看，只有实现了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形成错位互补的城市集群，才能破解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带来的“城市病”难题。他建议从空间上调整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

　　大家一致认为，要彻底地系统地解决我国“城市病”，不仅要在城市内部的规划、设施创新上下工夫，而且要在城市外的农村资源分配上下工夫，还要在城乡一体化和户籍改革问题上下工夫，真正推进有质量的城镇化。

　　药方2 政府不要“懒政”

　　“城市病”是我国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成长的烦恼”，其预防和治理是我国城市化必须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在我国的一些城市单从调控人口规模入手解决“城市病”远远不是“对症下药”。那么，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新业在接受采访时直言：解决城市病，政府应该从责怪“人太多”的懒政中走出来，改变治理社会的方式，改变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

　　郑新业认为，解决“城市病”根本是要调整市区两级的财政关系。他分析说：“在分灶吃饭的体制下，央地关系的矛盾在市区两级上也同样存在。企业上缴的所得税，中央得60%，北京市得20%，区县还有20%，所以区县一级有非常强烈的动机要去争取、吸纳企业。但区县一级却没有动力去办医院、学校——提供这些服务都是要政府给予大量补贴的，学校医院越多，赔钱越多。区县政府因此会有重视企业、轻视公民服务的倾向。”

　　郑新业说，解决这种矛盾，需要市一级去统一配置公共服务，以及相应的财力，做实市政府的委办局，把将养老金和低保领取、汽车年检、纳税等证照办理事宜与户籍以及企业所在地脱钩。企业和公民在全市任何办事机构都可以就近办理，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将公共服务、公共资源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政府机构的配置不追求政府本身的效率，而是尽量满足企业和居民的需求。

　　他指出，政府可以考虑把工作重心以及政府的财力物力从驱赶低端产业人口，转移到科学服务上来。例如，政府可以重新评估工作必要性，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审批手续。他同时建议政府服务和政府管理实现电子化、就地化。“如过去办理出入境业务，全北京人都必须到雍和宫的出入境管理局。但后来每个区都设置了电子化的办公点，就减少了人们出行的需求。如引导出行方式的改革，兴建有利于绿色出行的道路设施。又如提高交通管理系统的智能化。政府应着力优化信号灯、天桥、地下通道的设置。”

　　药方3 治理“城市病”需要体制改革

　　“城市病”属于当今社会发展中的“疑难杂症”，症状多样、病因复杂。然而，在“城市病”表象的背后，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改变、各项社会制度亟待改革和完善。

　　蔡义鸿从我国体制角度予以了阐释：“我们在干部选拔任命方面，不尊重官员的个人选择，比如有的地方官员在城市治理方面做出了一定业绩，本想继续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却被调离了。除了政绩观，综合考量才是解决之道。”

　　有网友指出：我国建国60年多来，是一群不懂城市的人在管理城市。不是说让城市管理者都学城市规划学，而是要对专业官员尊重。蔡义鸿对此表示认同：对于城市规划，权力者不能从内心产生敬畏感。应加强规划立法，让权力服从于社会历史责任，才是破解“城市病”的希望所在。他说：“城市长官意志盛行，主要是给行政长官的权利太大了。比如，规划专业人士花了很大功夫做出来的规划，在最后执行时不断变更规划，并没有很好地执行规划。”

　　袁崇法也持相同观点，他说：“现在我国的城市规划是由政府直接支持制定的，不是很严肃，而且规划特别短命，随意性很强，说改就改。”他认为，只有将规划彻底从行政决定转向法律决定，从法律层面进行制度约束，才能扭转目前的局面。

　　有媒体评论指出，治理“城市病”绝不应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而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化解。一方面善于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更好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职能，让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在化解那些老大难的“城市病”上有所突破。

　　药方4 第三次产业革命被寄予厚望

　　城市是工业经济与工业文明的载体，其衍生的“城市病”正是工业文明病的集中表现。从根源上看，目前我国的“城市病”属于工业化“城市病”。

　　从东京、伦敦、纽约等城市的发展历程，“城市病”最严重的时期是在其工业化发展的高峰阶段。由于工业企业集中于城区，吸引人口大量集聚，进而造成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严重的“城市病”问题。在工业化发展的这一阶段，东京都和伦敦的城市人口也达到最高峰。在工业化阶段完成之后，东京、伦敦、纽约等大城市开始了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伴随工业企业外迁，城市人口也经历了下降的过程。而针对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病”问题，政府开始更加注重规划引导的作用，采取措施疏解城市职能，解决城市资源过度集中问题，这些大城市的“城市病”得到缓解。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说，破解“城市病”应建立符合城市特征的产业结构。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比如日本的东京、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更多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包括生产性服务业，这比较符合大城市的结构特征。“现在城市压力大，环境污染、交通堵塞、耗能过高，如果是有大量的工厂，耗能耗水都很大，但如果是楼宇经济，几平方公里就可以产生千亿级的产值，而其耗能却很低。”

　　无独有偶，肖金成也指出，城市在发展中应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

　　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他分析说，采用这一新模式，25到30年后，人们将看不到太多污染，气候变化问题也将得到解决，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消除所有碳基燃料带来的污染。在理论界和学术界，通过因特网和可再生能源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解决我国的“城市病”被人们寄予了无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