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炒作 房地产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推动新型城镇化，给低迷已久的楼市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房企普遍看好城镇化给房地产行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再度掀起了拿地热潮。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地频频传出新的“地王”，仅2012年底，万科、中海、保利等9大标杆房企就累计拿地390多亿元。

　　专家普遍担忧，简单将城镇化与房地产化画等号，后患无穷。他们认为，不能将城镇化理解为城市扩张化、大占耕地盖高楼的房地产化。有些地方借城镇化大量圈地，大搞房地产，会扭曲城镇化新政的功效，引发新一轮地产扩张，其后果将是让三、四线城市也面临房价快速上涨的问题。

　　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当前我国推进城镇化要防止五个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不能一哄而起搞运动，一味追求城镇化高速度和规模扩张。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避免城市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从而先高地价再推高房价。四要防地方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五要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大中小城市布局失衡，而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地方政府的举措紧跟中央步伐，认清了城镇化带来的机会，这值得肯定。”上海交通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高汝熹对记者说，“城镇化确实是中国未来20年维持高速发展的‘引擎’，但过多炒作城镇化没有意义。因为，城镇化是一个‘过程’，需要切切实实地推进，而不是投资概念上的‘炒作’。”

　　潜在风险 投资冲动

　　随着“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投资价值的明确，市场随之出现了多种争论。高汝熹直言，一些地方政府在提出城镇化目标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地铁和机场等新建或扩建基础设施的配套工程，“那么，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从何而来？是不是会再次加剧地方融资平台的负担”？

　　资料显示，从2009年至今，关于地方债危机和地方政府“破产”的消息就屡次见诸报端。一旦从2014年至2020年继续“大干快上”基建工程，或将再次加剧地方政府的负担。

　　“不必担心‘破产’，因为，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不可能仅由地方财政来负担；再者，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会将精力集中在基础项目的建设上。”区域经济专家徐长乐对记者说，“真正要担心的，恰恰还是地方政府潜在的投资冲动。尤其是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实际上的‘司令官’，在业绩考核、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压力下，投资冲动或难避免。”

　　高汝熹也指出：“潜在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好城镇化与‘三驾马车’中投资的关系，乃至与细化的房地产市场的关系，一旦地方政府加快城镇化建设，或会造成投资过热，并加剧通胀的迅速升温。”

　　记者注意到，农业银行就此曾公布研究报告指出：“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借新型城镇化之名，行过度投资之实。”农业银行甚至称：“应警惕投资过度带来的新一轮产能过剩。”

　　据记者了解，部分城市的城镇化投资计划甚至被媒体评为“简化为拆迁与征地”。普通消费者则担心，中国的房价或因新型城镇化进一步上涨。

　　主体错位 忽略人本

　　城镇化已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扩大内需、培育新增长点。因此一些地区、房地产商和资本市场投资者闻风而动，纷纷拉起城镇化大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新型城镇化本是好事，若不注意引导，将可能在大投资、大拆大建、“造城运动”、“破坏性建设”及房地产开发中误入歧途，带来难以估计的后果。

　　如果没有任何项目产业布局，即使开发再多的房地产、建再多的高楼大厦，恐怕也是一座“空城”。这样的城镇化，只能造成包括土地在内的国有资源的大量闲置浪费或变相流失，所以要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遏制各地大举圈地盖楼的冲动。

　　据记者了解，城镇化是当前社会广泛讨论的热点，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在促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中西部城镇如何迎接日渐庞大的返乡农民工群体是一门难题多多的“必修课”。

　　中国城镇化正在高速推进，从2007年到2011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由5.94亿增加到6.91亿，城镇化率由44.94%上升到51.27%。很显然，城镇化日益成为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生产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但与此同时，高速城镇化也给我们带来了种种隐忧：农民工社保、教育、医疗等障碍难以化解，大量环境被污染。

　　据记者了解，这些隐忧不仅严重制约了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给生存在城镇里的居民带来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