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如何应对“大城市病”

　　在当天“人的城镇化”分论坛上，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针对北京严重的雾霾现象，北京市政府从资金和手段两个层面都已竭尽全力。2013年，北京光治理空气污染就投入700亿元人民币，并用立法的方法来解决空气污染问题，这在全国还是首次。

　　陈刚透露，北京解决“大城市病”的下一步计划是“瘦身”，在某些不符合首都定位的行业要实现“零增长”。在能源方面，做到四环以内无煤矿，重点在农村地区改变生活方式；在空气污染方面，要解决工地扬尘问题，实行运输车辆密闭化等措施，并采取与各负责单位签订责任状等方法加强落实。

　　“大城市病”是任何国家城镇化进程中都必须面对的艰难挑战。与会嘉宾认为解决“大城市病”需要多面出击。首先政府应该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美国都市交通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安东诺维奇认为，洛杉矶的做法可供中国借鉴。美国洛杉矶大力推广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来控制污染，并采用市场化手段，如碳、空气和水污染及能源使用的税收和交易制度，实现环保目标。

　　陈刚表示，今后北京在交通方面，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迈克尔·安东诺维奇也强调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作用。美国的城镇化就是以交通运输设施建设为先导，夯实了城镇化发展的基础。迈克尔·安东诺维奇提到，洛杉矶有几十条高速公路纵横穿过市区，免费高速通道一般通行时速均可达100公里以上，可以保证出行者控制出行时间，从而增加公共交通工具的利用率。

　　陈刚表示，想要根治“城市病”，北京还要采取创新方法，走区域共同发展的道路，发展城镇群解决特大城市过度膨胀的问题，让城镇化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下一步，北京将把部分不符合定位的职能分离出去。

　　与会者认为应该积极发展城市群，实现区域共同发展。据笔者了解，韩国在城镇化进程中着力打造“卫星城市”以缓解大都市压力。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走上快速工业化道路，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首尔、仁川等大城市人口迅猛膨胀。鉴于此，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建设卫星城市”的政策，兴建了十多座卫星城，包括首尔、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就此形成。

　　国外城镇化资金来源多样化

　　据介绍，美国是世界上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城镇化率高达85%。美国城镇化进程以大城市群建设为主体，以中小城镇建设为重点，构建多层次城镇体系，从而实现城镇的均衡发展。与中国不同的是，在美国城镇化过程中往城镇迁移的人群基本是中上层人士，而中国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

　　在“人的城镇化”分论坛上，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向纽约市前副市长董德融提问，当纽约经历城镇化、大量人口涌入导致住房等公共服务短缺时，解决问题的资金从何而来？

　　董德融回答，直到现在，纽约市的住房供给仍很紧张。若遇上财政紧缩，纽约市政府难以找到额外的资金来解决这一难题，便与城市银行合作补贴项目。政府与开发商合作建房，并予以补贴。

　　董德融随即强调，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政是否稳定十分重要。目前中国城镇化正进入下一阶段，需要理顺解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关系。除银行外，地方政府还需找到合适的融资渠道。只有财政稳定，才有成功的城镇化。

　　此外，迈克尔·安东诺维奇认为，美国城市化注重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强调减少交通、能源需求及环境污染来保证生活品质，这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

　　也有与会嘉宾提醒，中国城镇化是一个非常的缓慢进程，也是中国经济社会管理领域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面权衡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战略和具体实施步骤，在借鉴他国城镇化经验的同时也要根据自身城镇化进程中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之有效地适应和契合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实际。美国和日本在城镇化进程的后期都经过金融危机引发了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因此中国城镇化进程提速前期就应该注重规避风险，只有这样，中国城镇化进程才能加速并得到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部博士，曾任职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