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与城镇化相适应的中小学教育体系

　　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无疑应拥有现代化的教育。当今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正在不断地挑战教育的公平底线，尤其是义务教育，能否无条件地尊重每一个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能否无歧视地对待教育过程中的每一个孩子，无论他（她）的家庭是贫困还是富有、户口在城市还是农村、身心是健全还是残障。公平是教育现代化不能绕过的底线，在当下我国有三方面的问题亟待探索和解决。

　　一是如何应对人口流动带来的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近两亿进城务工人员，他们会把将近四千万子女带进城市。以上海为例，每3名中小学生中就有1名是随迁子女。调查发现，这些孩子的学业水平与上海本地学生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二是如何解决城市扩容带来校际均衡发展问题。当城市地盘不断向市郊和农村推进、外地人才不断向城市涌入时，新建学校或由原来农村学校变身的新城市学校，越来越难以满足城市居民的优质教育需求。其中，许多城市依托名校资源实行“一校多区”“一校多校”等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问题，值得关注和借鉴。三是如何创建学习型城市的问题。学习型城市是人才、资本、技术及一切高端智慧高度集聚的空间，也是创造力和文化活力无比充盈的空间，这不仅需要优质大学的支撑，也要依赖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作为底蕴。正朝着“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新型城镇样态发展的我国城市，也要思考如何同步建构起与其未来发展步调相适应的中小学教育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杨小微）

　　城市文明与大学的发展

　　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一直与城市的繁荣兴衰紧密相连。大学最初就诞生于城市之中。古希腊的雅典学院和中国的稷下学宫是最早的大学，它们吸引了当时众多的知名学者，使所在城市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大学诞生于城市之中，因为城市是能够为大学提供安全、稳定和充分的居住场所、食物的唯一可能的场所。而城市也从大学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中获得了很高的回报。虽然欧洲中世纪时期的一些大学主要处在一些小城镇，如牛津、剑桥等，但大城市对大学显然更具有吸引力。不仅是因为大城市较为优越的物质条件，也因为大城市存在更多的有知识的文化、政治精英，可以为学者之间的互动创造更优越的环境。17世纪以后，大城市创办的新大学数量快速增多，推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而城市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也吸引了学者们开始广泛参与城市和社区事务，从传统的形而上的知识探求转向现实观察、对策探寻和理论体系建构的新型学术实践活动。

　　近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包括的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者们对城市问题的关注。迈入21世纪，城市与大学之间共生共荣关系更加紧密。城市是全球创新网络的中心，世界上大多数的创新都发生在高度国际化的世界都市地区。世界城市具备的优越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推动一流大学繁荣发展的必备条件，而大学所具备的强大的知识与技术服务功能和创新能力，则为世界城市贡献了优质的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王 郁）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文化引领

　　信息化和城镇化相互融合，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突出特点，也是应对和解决当下日趋严重的城市病的重要思路。在此背景下，《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但智慧城市的概念、形态、模式和标准等一直没有解决。智慧城市是制造需求、引领消费的最重要领域，以往只有信息、数字、光纤等硬件。只有把硬的技术与软的文化整合起来，才能形成和制造社会需求。关键在于，如何形成大的跨学科交叉合作，把文化和科技结合起来，形成系统效应，共同策划、制造需求，并创造新的发展模式。

　　信息化加上城市科学，才是智慧城市。过去的问题是技术和文化没有整合，只有技术没有文化引领，所以智慧城市建设出了很多问题，这是需要吸取的教训。现在智慧城市很热，但缺乏总体规划，多处于零打碎敲状态，文化特色和创意也较为不足。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是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否则就没有灵魂。这个工作须由文化专家来承担。智慧城市建设的层级，是人文社科专家先做规划，接着是各管理部门协调配合，最后是技术团队来实现功能。具体说，是先由城市科学研究专家从城市规划、发展战略、创意设计入手，首先进入城市规划的顶层设计，为各种产业技术的运用预留出充足的空间，然后才是在实际操作中的相互协作，在执行中加入技术。通过这种模式，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使各种成熟的产业技术由此进入智慧城市建设领域，成为推进我国城市精明增长和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支持系统。（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刘燕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