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可视作人类文明的聚宝盆。它既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恢弘体现，各种人文景观汇集于斯，又是人类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宏大舞台，成为各种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作为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无论将其解读成一种历史的记忆，还是现实生活的实体成像，在探索人类文明进程时，都无法对兼容并蓄、包罗万千的“城市世界”避而不谈。

　　中东是世界城市文明的勃兴之地（巴勒斯坦的杰里科距今9000多年）。那里既有上古时期分布于两河流域的文明古城，又有“希腊化”时期，古典色彩浓重的希腊人城邦。中世纪的中东城市更是凭借处于全盛的伊斯兰文明在世界城市文明中首屈一指。此后，中东城市受地缘之利较早开启了近代化大门，传统城市经历了剧烈嬗变。步入现代，中东城市在经历爆炸式“畸形”发展的同时，也成为汇聚地区经济增长、创新能力的重要场所。当前城市社会正作为重要变量深刻影响着中东社会的走向。在我国世界城市史研究已成显学的今天，各类城市史专著相继出版，但多以引领现代化潮流的欧美城市为研究课题，而像中东等发展中地区的城市研究论著尚付之阙如。车效梅教授所著《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的问世填补了这一空白。

　　该书从文明交往的视野和全球化的视域来探求中东城市的发展轨迹，对中东地区内外城市文明的交往给予了细致考察，拓宽了该课题的研究视野，对于深化中东政治史、经济史以及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该书有助于从新的角度——城市层面进一步透视中东社会的历史变迁。为国内研究中东和外国城市史的专家学者了解和探究这一地区的城市文明提供导引。鉴于中东城市与中国城市皆拥有悠久的历史；历史上都曾出现世界性城市；前工业化时期，城市化水平普遍高于西方；都在殖民主义压迫下被动走上城市现代化道路；城市化过程、特点以及遭遇问题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因此在理论层面，探讨和分析中东城市发展规律和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城市嬗变，可为中国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

　　全书内容丰满。作者在全景展现中东城市发展、嬗变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厘清了不同历史时期中东城市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城市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探寻了全球化给中东城市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分析了中东不同类型城市应对全球化的措施；探析了中东城市化的特点与影响；评介了中东城市市政和城市的总体规划；最后对中东城市化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做出严谨评估。

　　城市问题研究权威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曾将城市内涵高度浓缩为：神圣、安全和繁荣之所。神圣是城市内在的精神支柱，安全是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基本保障，繁荣是坚实的经济基础。作者认为，仅靠浓厚的宗教文化以及相对完备的城市管理机制并不足以支撑城市的繁盛，中东城市之所以在上古和中世纪执世界城市文明之牛耳，与其拥有强大的经济贸易体系密不可分。早在公元前2500年，中东城市便以渐进的形式沿地中海沿岸向欧洲内陆延伸。阿拉伯帝国统一后，穆斯林商人的势力范围更是急剧扩张。至17世纪荷兰人称雄世界海洋贸易前，伊斯兰城市贸易一直是当时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肯定伊斯兰城市文明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作者也注意到，繁荣一时的伊斯兰城市并没有将丰厚的商业利润投向实业；由于社会分工低下，城市不能有效吸纳农业人口；大量非生产性人口聚集城市，无法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商人逐渐放弃海外市场；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中东伊斯兰城市丧失了率先走上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由于中东城市自身无法冲破封建传统枷锁走向资本主义，中东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只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被动开启。作者认为，近代以来的中东城市现代化历程一方面经历了城市经济结构和功能的嬗变，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变迁，同时由于西方文明的单向度冲击，城市性质也发生了改变，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象征，最终阻碍中东城市现代化沿常规路径展开。二战后，新兴民族国家出现，中东各国开展“政府导向型”的现代化战略，石油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兴起。作者看来，这些因素不仅使战后中东地区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而且改变了战前的城市化发展格局。这对理解当前中东城市化的现状和成因是较富意义的探讨。

　　该书从头到尾彰显着中东城市与人类文明交往的密切联系。作者在阐述了伊斯兰文明为主体的中东城市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城市文明，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间的历史交往后，对中东城市文明与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城市文明的交往互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全球化作为人类生产力和世界市场深入发展的时代性成果给中东城市带来了挑战与机遇。作者从中东城市内部着眼，依据城市功能将中东城市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分别做出系统分析。在解读全球化的现代城市文明对中东市政与规划造成的冲击时，作者指出当前中东城市出现了：市政民主理念提高，市政机构独立性扩大，服务性增强；城市总体规划突破传统市域，治理成为城市规划重要内容；外国资本大量介入城市规划领域等一系列新趋向。尽管如此，由于城市化发展迅猛，市政与城市总体规划依然与城市发展相脱节。还有大量非正规经济部门的不断扩张成为制约中东城市健康发展的瓶颈。

　　其实，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类文明交往的自发性本来就很容易导致各种社会问题，从而引发人们的恐慌和关注。作者借助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对全球化背景下中东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城市问题给予了专门论述，让身处各种“城市之苦”的读者们明白个中原因。作者认为，中东国家长期存在的城乡经济、区域经济以及城市经济内部的二元结构是中东城市边缘群体产生的根本原因。著作还借助对社会心理、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结构三个层面的论证，阐释了过度城市化与社会稳定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度量标准之一，与中东城市社会稳定之间具有复杂联系，20世纪70年代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以及新近发生的阿拉伯之春都是城市化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出现的衍生现象。其中，粮食安全作为影响中东城市安全的重要因素，与城市化和社会稳定三者之间具有特殊关联。为进一步阐明城市化、边缘群体以及社会稳定的关系，作者以伊朗为案例，指出在城市化冲击下，伊朗原有的社会精英阶层乌里玛、巴扎商人以及城市贫穷移民和知识分子构成了城市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并逐渐演变为国内世俗政权的对立集团。伊斯兰革命发生时，这些边缘群体从各自利益出发，在革命中发挥着重要影响：知识分子作为现代化的副产品，最先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权威发起挑战；乌里玛阶层凭借自身的精神感召力和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为革命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巴扎阶层作为伊朗的传统精英阶层，尽管政治意识并不明确，但其凭借对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在革命中为乌里玛阶层提供了群众基础和经济资源；与此同时，生活在城市中的大量贫困移民则带着仇视社会的心理和宗教热情构成了革命运动的先锋和主力军。最后，面对全球化影响下，各种不同文化、宗教以及传统与现代因素，在中东城市中形成的冲突与融合并存的交往过程，作者得出结论，就城市化的人口比重而言，中东各国已普遍实现了城市化。相形之下，就反应人类发展状况的城市化“本质”来说，中东地区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未来中东城市发展在经济、技术、文化和城市安全四个层面存在挑战。

　　纵观全书，作者注重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采用历史发展为脉络的比较类型分析法来研究中东城市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给读者呈现了一幅中东城市文明史的完整画面，解决了中东城市研究领域，总体史不足的问题。另外，贯穿全书的城市发展与文明交往相统一的研究思路也体现了作者个性化的著述风格。总之，这是一部值得细细品读的城市史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