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只是一则真实性存疑、匿名消息源的网络新闻稿，可并不妨碍保定被罩上“政治副中心”这顶帽子后，一夜之间房价、相关股票暴涨，并引发与北京通州之间的区域政治博弈。

　　2014年春天，“政治副中心”就这样突兀的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尽管政府高层尚未表态、舆论还没弄清“政治副中心”与“行政副中心”概念内涵的差别。

　　而无论“政治副中心”是否真的会由讨论话题变为事实，其所折射的都是北京的城市问题。换言之，如果不是首都北京城市问题如此之多、妨碍其履行首都功能，是不至于有如此热烈的关于“政治副中心”的讨论的。

　　事实上，北京的问题，既有大城市迅速成长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般性的“城市病”，亦与其城市治理能力有关，更与其作为首都的特殊角色有关。

　　北京城，依托首都优势而迅速繁荣；同样也因为其是首都，而制约了其城市建设、治理能力的提升和解决问题的可用选项。正所谓，“兴也首都，困亦首都”。

　　是为“北京城悖论”。

　　东亚式首都困境

　　城市人口和规模急剧膨胀、交通拥堵、污染严重、房价高企、资源承载力逼近极限……然后分散首都职能、甚至“迁都”的呼声，此起彼伏。

　　今天发生在北京的这些故事，一如30年前的首尔、40年前的东京所曾发生的那般，似曾相识。

　　从建都来看，北京、首尔和京都均是仿照汉代和唐代的首都长安而建，因此三者同根。开启现代化进程后，正如这些东亚国家沿着“雁阵模式”次第崛起，其首都也沿着同样的轨道滑行。

　　近代以来，东京在这三个首都中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也是最先饱尝“大城市病”困扰的—由于首都功能过度集中于城市中心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京曾因上班拥堵常态化等问题，被称为“上班地狱”。

　　紧随其后的是经济开始腾飞的首尔。朝鲜战争之后，为了摆脱战争导致的物资匮乏和经济荒废困境，韩国政府在以首尔为中心的地区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外向和加工产业为主的“量化成长”，造就了韩国经济在上世纪60-90年代的腾飞，一度被誉为“汉江奇迹”，给韩国国家和国民都带来了财富，但这种产业政策也带来了几项未曾预料到的结果：

　　首先，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移动，引起严峻的城市住房问题；其次，因为绝大部分的国家机构和重要功能区域集中在首尔，90%以上的国有和民间企业把总部设在首尔，形成国家资源和财富集聚在首尔的状态，为承载大量城市人口并提供商业和办公空间，不得不迅速进行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再次，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人口和经济活动密集引起的环境污染，这一时期，首尔地区的空气和水质受污染程度达到全球最恶劣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