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导向崛起路径

　　造就东亚式首都困境的共同原因，既有同为东亚专制集权历史的传统政治和文化因素，也与其作为后发追赶型非原生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过程中政治强力推动发展的国家主义导向的发展模式有关。

　　不像美国、西欧那种原生型自由市场经济，日本、韩国的现代崛起历程，走过了若干个强力政治推动阶段，有相当长的时间，政治对国家经济的推动力非常强大。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施行的军国主义，以国家机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从而把大量的资源和国家所能提供的支持，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如果要推动经济发展、形成大企业、促进资本主义整体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政府的支持，因而才会形成政府支撑下的若干大财阀格局，由这些财阀控制日本大的经济导向和产业发展。期间，虽然经历“二战”、美国“托管”，但并没有把这些财阀消灭掉。所以，战后日本复兴，还是财阀主导之下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复兴。

　　日本是这样，韩国更是这样。

　　由于韩国资源有限，在此情况下，要快速崛起，最有效、最节约、最高效的做法就是中央政府来配置资源，相应的也会形成财阀类似于韩国的三星、现代等。

　　这些财阀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政府的话语权—财阀和政府是共生关系，导致了资源配置的相对集权化和集中化，最明显的受益者自然是政治中心—首都。而因为韩国国家不大，很容易集中在某个核心圈子里，所以，也就难免形成首尔“一城独大”的局面。

　　东亚国家，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都会采取类似的发展模式，相对而言效益最高—中国亦是如此。效益就是GDP的增值或增幅，而这种增幅实际上支撑了政府的有效工作。

　　中国的首都北京，同样是东亚式首都困境和东亚国家导向主义发展路径的经典样本。

　　权力经济的北京样本

　　对于北京城市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时任中央领导人胡耀邦即提出，北京城市定位不应再提“北方经济中心”，任何时候人口规模都不要超过1000万人。但结果，北京不仅成为事实上的北方经济中心，而且人口一次次突破城市总体规划控制目标，更远远突破1000万人。

　　用北京市社科联主席文魁的观点来解释，原因是，北京要服务中央，而中央又没有“首都财政”，那么首都北京就必须发展经济。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尉健行的一句话最直观的证明了这一点：“首都不是经济中心，但一切工作都要以经济为中心。”

　　而北京要发展经济，最大的优势就是利用其作为首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功能。这从今天北京经济的三个增长极是金融街、CBD和中关村即可看出—金融街离中南海非常近，CBD紧邻使馆区，中关村则是高教区。

　　因此，北京虽然不是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但是依托首都角色和优势发展出强大的经济功能。而其背后的实质，则是权力对经济的影响—中央掌握着众多资源分配的权力，各大部委都在北京，“跑部钱进”、向中央要政策，都需要到北京。因此，即便中央指示不让北京做经济中心，但北京事实上仍然是经济决策、指挥中心。

　　如果从城市史的维度考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权力与北京城市兴衰沉浮变迁相交织的互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