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北京城市地位呈持续下滑轨迹：先是北方第一大城市的位置被后起之秀天津抢走，继而首都的位置也被南京取代，北京由此彻底沦落为一个普通的北方城市。

　　解放后，一切为之改观。

　　这时，城市发展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央政府的支持—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以最大的权力、最大的程度控制资源。这种支持首先体现在首都，然后体现在中央能够顾及到的大城市，而有些城市被直接从中央的支持中完全排除、抛弃—比如厦门、海口这些以国防前线姿态出现的城市，得不到中央政府任何经济发展上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获得了强大的资源支持改革开放之初，北京从解放前的一个消费型城市给改造为轻重工业门类齐全、仅次于共和国第一工业大省辽宁的生产型城市。但北京的这种发展，并不是要做到“多强”，而是要做到“多全”。也因此，有评价称，“北京是一个怪胎—它一直在完备自己，而不是强大自己”。

　　之后，经过改革，中央将一部分权力下放地方。因此，当时不只是中央政府，各省区也积累一些财富。这些财富在后来“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当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海口和珠海。海口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房地产发展非常辉煌的时期，支撑财富主要就来自西南、西北、东北这三个地区。海口泡沫破灭后，财富流入北海；北海泡沫之后，也就把地方积累的财富消解了。

　　此外，这段时间也是一个城市发展力量交织作用的过程：除了中央政府统治之外，市场在壮大、市场影响力在扩大，市场获得资源、资源的匹配以及这些资源带来更多的财富增长—但这种增长分布不均，它一定会找到自认为市场发展空间大的地方，最后就落在离政治影响比较远的地方。这个地方，第一，要有市场的资源；第二，有交通的资源；第三，有劳动力资源；第四，政治影响力最小。所以，最后就落在广东，形成了“珠三角”城市群。

　　在此形势下，北京得不到突出的发展：北京，政治影响力特别大，经济条件也不够，交通、市场都不如“珠三角”、“长三角”。所以，北京不是财富寻找增长空间的“谷底”，而是“高地”，这种“高地”没有财富之水流上去。

　　但这是市场决定“水”流不上去，如果上边主动向下放，一样有“水”。

　　当时，中国最大的一系列企业是国有企业、是中央政府支撑的企业，其是靠中央政府拿老百姓的税收补贴去做经营。这相当于抽了“地下水”之后，直接放给它。这个“水龙头”在北京，中央政府来开“水龙头”。所有企业，肯定要到“水龙头”去抢这口“水”，就会集中在北京。

　　在国企之外，北京也在做一些产业发展，比如创意产业，虽然喝不到这口“水”，但北京有人才优势，中国最好的大学都在北京—而大学也是喝“水龙头”的“水”。

　　事件导向型城市发展模式

　　作为首都，北京在享受其优势获得经济、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在城市建设方面受制于政治中心的“大院特色”。一个个部委大院，使北京正常的城市建设难以顺利展开。

　　北京站口往北的北京站街，本来规划为连接城市南北的干道，但在向北延伸至东四附近遭遇北京军区总医院后，四车道被迫缩为两车道，即使是校园，也不是北京市轻易能“动”的：北京在中关村本来规划了一条“四环半”东西向城市主干道，但因需要穿过清华大学校园而始终未能修通。

　　因此，北京的城市问题，责任不全然在北京市。但北京市自身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路径城市事件导向型发展模式，则使其城市治理能力难以提升，从而加剧了城市问题，使北京市城市发展与其最基本的角色要求—服务首都—之间的冲突，更行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