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解悖论：权力型经济辐射乏力

　　先行遭遇东亚式首都困境的东京、首尔，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日本在东京内部分散布局城市副中心，以疏解功能；韩国则选择在首尔以南约120公里的世宗，新建“行政副中心”。成效至今争论不一。

　　北京的城市问题暴露已久，多中心发展、疏散城市功能的呼吁，也浪潮般屡起屡浮，等到问题积重难返、最终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出面来推动解决的时候，却又面临悖论：北京权力型经济的本质，决定了其难以疏散和辐射周边—这也是京津冀地区区域协作不强、城市群发育程度远不及“珠三角”、“长三角”的重要原因之一。

　　“珠三角”城市群的形成，源于对接香港“三来一补”外贸加工产业的转移，实际上是为了对接当时全球化发展态势下产业逐步向成本“洼地”转移的趋势。在此过程中，产业转移目的地，先是深圳、继之东莞，然后是广州，最终形成了“珠三角”这样一个以产业带动、以经济驱动的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根源，在于民国时期中国现代产业的沉淀因子。中国现代产业发展最辉煌的时期，除了解放后的50年代和改革开放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工业发展比较辉煌、尤其是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这10年，大量的产业集中在长江流域—所以会出现抗战之后大量的企业内迁川渝的状况，给江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留下了大量的工业基础和成熟劳动力。这个阶段对人的认知变化，影响最大，从而为改革开放后上海产业和技术向周边辐射、江浙乡镇经济的如火如荼，创造了条件。

　　反观京津冀地区，情况完全不同。

　　北京解放后，在国家支持下形成了很多大企业，但主要是为了配套配齐；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设立的一堆莫名其妙的企业—如街道企业、家属企业等，纯粹是一种补偿，主要是以很低的工资解决北京大量的人口就业问题，虽多如牛毛、占用了很多土地，但规模小、实力弱，无法与外地企业竞争，只面向本地很小的市场，生存困难。因此，改革开放后，北京“退二（产）进三（产）”，并非是很多企业退出二环到三环以外，或是原封不动的搬出去、辐射周边地区；而是变成新的产业，或者彻底消失。

　　是故，改革开放初，京津冀地区不仅未能出现“长三角”那种上海产业、技术向周边扩散辐射、乡镇经济迅速崛起的情形；相反，北京自身三环外都是农田_并没有城内企业对其扩散、辐射，更不用说向周边其他省市扩散产业。

　　至于天津，虽然是近代北方对外开放前沿和经济中心，但其本质是商埠而非工业城市：第一，天津是北洋军阀的根据地，北洋军阀战败后把攫取的财富都放在天津；第二，天津处在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工业区中国经济中心江南和伪满洲国经济中心辽沈区域—的中间位置，既有铁路又有港口，并且经山海关入关的铁路和通往江南的津浦铁路交汇点在天津，而不是北京。因此，商埠天津更主要的角色是贸易—直到今天，天津最强烈的目标也是发展证券市场、期货市场—而不是工业产业。

　　在这种情况下，京津冀地区的城市群培育与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北京的功能疏解、产业外迁和辐射。但从企业方面看：第一，“水龙头”还在北京，可以接到上边的“水”、且“水”也并没有减少；第二，一系列较强的基础设施—这种情况下，没有企业会自愿离开北京。从政府方面来看，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都必须围绕政府，政府也牢牢抓住企业不松手。因此，北京的企业不仅难以辐射外迁，而是越来越集中，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

　　随着此轮高层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行政副中心”以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的呼声再起，疑问也随之产生：既有权力运行规则之下，有多少机构愿意远离权力中枢？在权力和官僚机构自我膨胀的天性得不到有效抑制的情况下，即便建设了“行政副中心”，会否又膨胀成另一个北京？

　　（感谢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总规划师袁牧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