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山手线，相当于北京的二环，一圈20公里，原来所有的政府办公功能、皇宫都在东京站附近，新宿原来是东京都的地下水处理厂，后来把东京国家职能的一部分搬到新宿，而把一部分财政职能和其他职能搬到台场—整个台场是基本靠填海建设起来的现代化新城—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区。注意，从东京（东京火车站附近）到新宿直线距离只有6公里，台场离东京也只有3公里，搬迁到新宿的只是政府机构，而不是企业。当然，政府机构搬迁到新宿后，也有一部分企业搬过去。搬迁之后，东京站附近进行大规模的拆迁、再开发。

　　北京和东京规模不一样，但在发展中，也会出现这种小规模分散的趋势。

　　记者：日本将政府办公机构由东京站迁往新宿，迁的是日本中央政府的办公机构还是东京市地方的政府办公机构？

　　冈田荣二：是东京都政府迁到新宿。另外，中央政府的办公机构中管辖关东地区的分局等，可以不设在东京的职能搬迁到埼玉新都心等地。

　　记者：除了做过城市分散化发展的努力，日本也曾不断出现“迁都”的呼声，但是并未付诸实践，为什么？

　　冈田荣二：日本实际上已经默认了东京单极化发展的既成事实，而由于国家人口在减少，也就没有必要再迁都。相反，现在在日本，希望借助举办奥运会的机会带动东京的发展，进而给整个日本经济注入活力的呼声越来越高。

　　记者：北京希望将一些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出去，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城市的功能是能人为主观决定的吗？

　　冈田荣二：城市功能是人为和市场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像硅谷，是因为全球对IT产业的强劲需求，才使这个城市得到很快的成长、发展。对经济发展来讲，还是以市场为主导，对城市功能发展更有利。

　　记者：如果北京疏解部分功能，疏解到多大范围内是可行的？比如，离北京140公里的一个河北城市保定，提出要承接北京功能疏解，做中国的“政治副中心”，这可行吗？

　　冈田荣二：在日本，会认为140公里是个很远的距离，中国国土面积很大，140公里也许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有便捷的公共交通，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个人认为，在3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建一些新功能区，将城市功能分散，可能更为便捷、有利。

　　日本不限制城市规模

　　记者：前不久中国刚刚出台了《城镇化规划》，在城镇化道路选择上，对大城市充满了警惕，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原则上不再新批居住和公共用地以外的用地指标，以此限制人口和城市规模，类似于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则限制得更严格。但是我们看到，城市化进程已经非常成熟稳定的地方，比如英国伦敦、美国纽约人口都还在继续增加。就您所知，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国家明确出台政策，限制城市的人口规模？

　　冈田荣二：好像没有。

　　记者：那么，强调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是否有悖于城市发展的规律？

　　冈田荣二：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有其特殊性。在日本，不

　　会限制城市规模的发展，城市中工业用地也是受到限制的，但不限制办公楼，商业区也有总体规划，对商业和居住都是通过土地分区。并且，日本会对城市进行成长管理—一定的区域内，视其交通、上下水等基础设施情况来确定开发密度。而且会不断的进行再开发，不断挖掘土地本身的价值。

　　在中国，要看其城市发展方向是如何考虑的—城市发展模式有两种选择：单极化发展和分散化发展。德国是分散化的发展模式，其比较大的城市就只有一个柏林。中国需要考虑，究竟选择哪种路径和模式。

　　记者：能否请更详细的介绍下日本会的城市成长管理如何进行？

　　冈田荣二：日本的城市成长管理实际上是通过城镇化区域、城镇化控制区域的指定（划分）来确保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超越地方政府管辖内供水设施、学校等基础设施容量的无秩序的城市扩张。但在东京等大城市中，通过指定“城市再生特别地区”，政策上允许超越以往限制的大规模开发。可以说日本的城市成长管理由“原则”和“特别许可”组成。

　　记者：在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中除了德国是分散化模式，还有其他国家是分散化模式吗？德国的分散化城市发展模式，是国家主观战略选择的结果还是历史自然形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