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由新华社授权发布，社会上随即形成舆论热潮并迅速蔓延。那么，站在建设桥头堡位置的建筑师，遇到新型城镇化命题，他们会迸发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当月，由全国房地产设计联盟、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发展研究所与加拿大保加国际建筑师有限公司主办，《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和《建筑评论》杂志承办，主题为“新型城镇化提质，城市更新与创新设计”的茶座活动在京举办。众多建筑及有关学界专家给出了深刻的解读和思考。

　　规划与建筑脱节需警惕

　　不论城镇化工作推至何种阶段，都离不开规划，建筑与规划如影随形。但是，这种连带关系带给建筑师更多的是疑惑和困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总院总建筑师薛明认为，合理规划是城市协调发展的基础，但目前在设计乃至实践过程中，建筑却常与规划产生隔阂甚至矛盾，进而形成反作用，抑制城市、农村乃至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他感觉，之前的发展模式不够理想，因此，新型城镇化对于协调二字需给出更透彻的解读。“就微观角度而言，（我）能深刻体会到搞规划和搞建筑的人就没有很好地研究一个问题。”薛明说，“搞规划时，应该让做建筑的人参与进来，让他们谈对规划的感触，这样规划才会更合理。”“我就担心中国一些规划院只会‘涂颜色’。其实他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只知道依照规范、人均指标，完全没有产业和人口概念。环保搞可研报告叫环评，我认为规划也要有人员规划。如果没有这项，城市规划乃至新型城镇化就失去意义了。”北京新世纪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凡柏做了补充。

　　作为规划师，北京唯拓时代规划所所长张蕾证实了宏观层面规划和建筑专业脱节的缺失。不过她表示，规划师正努力寻找与建筑师的切合点，或称“共同设计”的层面。虽然城市设计在我国一直以来不为“法定”，但规划界希望未来这种局面通过努力会有所改观。“政府认为土地管理属于法定控规。规划师一直希望城市设计能够和控规结合起来，控规是从指标角度和数据角度进行规划管理和控制。而城市设计则从体量、空间、建筑形态和色彩角度进行具体和形象的控制，一手硬、一手软，两手抓的时候，管理者会更加游刃有余。”张蕾说。

　　宜人设计不可缺

　　除了建筑与规划间的症结需解决，曾凡柏还抛出新型城镇化要重视“建筑宜人化”的观点。他举例，任何地方都有适合本地的建筑，“徽派建筑就不宜盖到新疆，欧洲建筑随随便便搬到中国或北京更是不妥。”

　　但显然，曾凡柏对于眼中这种“绝非创新、实属无聊”的决策亦有无奈——他说在中国搞建筑有时会觉悲哀，迫于生存压力身不由己，“被甲方弄得没脾气。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公司生存去做。除非哪天把公司解散了。”他打趣说，“解散也没用，我不做照样有人做。”

　　另一方面，“建筑宜人化”不仅表现在形制，与规划思路与体量更息息相关。张蕾表态，目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无论规划师还是建筑师都曾有失败案例，尤其是当前城镇化千城一面的趋势，不可否认很大程度是规划师对长官意识的妥协，许多地方一味“马路求宽、建筑求高、广场求大”。虽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政府部门先后出台禁令，但地方和开发商的能力似乎更胜一筹，禁令在他们面前总能迎刃而解。

　　城镇化重在定位与纠偏

　　期待和疑问常常结伴随行。茶座会上，建筑与规划界人士对新型城镇化作出展望，也袒露出一丝忧虑，“特别怕提‘什么化’，一提化，感觉就是一窝蜂地往前走。”薛明认为，城镇化本应是结果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现象，最怕搞成一场运动。尤其当中小城市齐刷刷地往前走，向大城市学习，造成多年来城市发展过程中土地浪费严重、城市规划不合理，这种隐忧就愈加凸显。“比如，北京天通苑不仅造成土地浪费，还造成了交通资源的浪费。很多中小城市往前发展中最大的问题也是新型城镇化中提到的产城一体。可很多城市根本没产业，却盲目臆想着今后要如何扩大规模、如何引进人口等。”他说。“还是城市产业的问题，不要动不动就是‘高富帅’、‘大而全’，必须立足目前实际水平和实际问题一步一步解决。”加拿大宝佳国际建筑师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驻中国首席代表、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高志在茶座结束时总结，“别太急，跑快了会摔着。”

　　不论怎样，做好对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解读，保持觉悟和足够警惕，仍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建筑界前沿人士的必然诉求。同时作为建筑大院领导，中国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总建筑师刘燕辉尤其关注它对国家乃至行业整体构成的影响，“在我们院里，报纸还没来之前，不同部门已经把搜集到的信息放在我桌上了。”

　　他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阶段发展阶段的强心剂，不能将其视为目的或者特别手段，导致理解和行为偏差。所有人都应该保持足够清醒的头脑，这是全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