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　研究尺度

　　尽管城市化过程发生于城市区域，城市有自己的行政边界，限定了城市决策制定与管理的空间界限，但其城市化的影响通常并不局限于城市边界之内。城市化有可能影响远离城市中心的土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功能与动态变化过程，同时城市的发展受更大的区域的影响，如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而全球环境变化的作用很多都是跨越了城市、区域边界在更大的尺度范围上发挥作用，必须通过各种地理尺度上的许多制度与机制来探讨，因此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需要跨尺度的并行研究、比较研究。

　　但目前国内关于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局地（主要是城市级别）案例的研究上，很少有研究涉及不同的尺度规模。为了在城市化中获益，同时减缓及适应全球环境变化的负面影响，需要对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之间在局地、区域和全球尺度上的相互作用和反馈的更好认识。

　　3.2　研究议题

　　当前我国关于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以自然学科为主，而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研究较为缺乏。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探索性提出未来我国人文地理学对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议题。

　　3.2.1　城市生计（Urban Livelihoods）与全球环境变化

　　社会生活变迁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对城市生计的关注已成为国外研究城市化与环境变化的热点之一。国外研究较多的采用生计分析（LA：livelihood analysis）这一概念研究城市区域个人、家庭和社区是怎样应对与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影响。民生分析是一个多因素、多尺度的概念，它结合了应对和适应行动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环境及这些因素之间在不同地理尺度上的相互作用[67－68]。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促进和管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功能与力度发生了快速的结构性变化，对城市化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决策制定的个性化与社会阶层的分化不断强化，并且这些过程也在不断地重塑城市生活。因此探讨此过程下的社会生活变迁与全球环境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例如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消费模式的变化、居民收入和社会阶层、生活习惯（如日益壮大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行为举止）与全球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认识城市民生，尤其是认识城市贫民如何改变以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影响，将有助于制定政策，引导城市增长，并帮助城市社区更好地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负面影响。

　　3.2.2　城市系统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与全球环境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与市场体制改革所驱动的发展转型造成城市动态过程的重大变化，其结果是城市空间的高度碎片化、城市空间在高风险区域的扩张以及公共服务设施提供的严重匮乏、城市地区贫困人口的增加。国外许多研究者的研究表明这些是城市对全球环境变化负面影响脆弱性的关键因素，并且认为在危机和灾害中城市是非常脆弱的：突然的供应短缺、沉重的环境负担或者大的灾难能很快使大量人员处于严重的难关或非常时刻之中，并使社会弱势群体的情况更加恶化[2，69－70]。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开展我国城市系统脆弱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系统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脆弱性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包括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及其对景观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如何影响与制约城市系统内脆弱区域与脆弱群体的产生等[71－72]，对于研究城市区域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负面影响的应对与适应策略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3.2.3　城市管治（Governance）与全球环境变化

　　英语中的“管治（governance）”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的“操舵”一词，原意主要指控制、指导或操纵[73]。西方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管治”概念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在应用方面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与发展。我国管治研究于2000年左右刚刚起步[74]，近十年来我国的城市管治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政府职能、行政管理体制、城市规划与管治以及决策民主化等四大方面[75]，然而就城市管治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这与西方全球环境变化的管治研究存在一定差距。当前管治研究是西方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研究的一个热点，尤其是2008年IHDP的地球系统管治（Earth System Governance）项目设立以来，环境变化中管治研究不断得到强化，主要的研究焦点在管治架构（architecture）、能动力（agency）、适应力（adaptivehess）、解释力（accountability）、分配与可达性（allocation & access），研究它们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探索管治的环境响应，并从管治视角寻找应对环境变化的可行方案与措施[76]。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生产要素流动性增加，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伴随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城市区域出现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同时，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强化，公民社会加速兴起并日益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环境问题的解决不再是城市政府依靠自上而下的管制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公民社会的不断协商中得以解决。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环境变化中的管治研究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通过管治研究为政府制定政策措施提供理由与依据，为更好的应对与适应全球环境变化的负面影响提供来自管治视角的措施与策略，最终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