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的原则与体系

　　墨尔本能完好保留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城市遗产，与其先进的理念、完善的立法、有效的管理体系密不可分。尤其是经过多年的耳濡目染，大多数墨尔本人不仅具备较好的保护意识，而且能积极、理性地参与城市遗产管理的全过程。

　　首先，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强调文物类、遗址类物质遗产的保护，澳大利亚根据自身情况，注重各个时期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多样性融合。正如1979年诞生于澳大利亚的《巴拉宪章》针对保护对象所宣扬的：要保护、存留一切“有文化意义的地方（place of cultural significant）”。基于这样的理念，墨尔本的城市遗产，也就不只限于某一类型、某一时期的遗存，只要与城市文化相关联的、有意义的事物，无论是否保存完整，是否满足一时的价值判断，都能进入被关注、受保护、能存留的遗产清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基础上，城市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不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各种有“文化意义”的遗存，通过多种途径被人们所认可和传承。这也使得一些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构件和小品，能结合新的建设需要，被合理保存下来。

　　其次，除了联邦政府的立法，澳大利亚各个州和地方也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立法机制。这既包括各类法律条文，也涉及相关的程序、机构以及监督手段等。如2006年制定的“维多利亚遗产：加强我们的社区”和2010年制定的“地方政府的遗产战略”等，都是在有关国际法和联邦法基础上的落实与深化。墨尔本市政厅和地方议会也有相关的遗产注册和评估法规，满足本地区的遗产管理需要。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墨尔本有一套完善的城市遗产管理体系。这不仅指各级政府部门、遗产理事会等机构，也包括独立的专业组织、行业协会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在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保护理念引导下，在完备的法律、法规框架内，大家各司其职，相互协调与监督，使得墨尔本的城市遗产处于一种能操作、有成效、可持续的管理状态下。

　　反观中国许多城市的遗产保护工作，思路与行动仍大多局限在政府主导的“文物保护”框架内。在城市快速发展的阶段，要么消极保护，要么仿古造假，完全偏离了城市遗产的真实性与多样性要求；一些针对有形遗产的保护工程，虽改善了物质环境，但忽略了生活形态的延续：历史名城、街区改造完成后，成为失去了原住民的标本，或成为商业旅游区。在这样的目标定位下，其法规和管理机制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专家意见和领导拍板的决策方式成为主导，公众很少获知情况或参与决策，被排斥在城市遗产之外，更谈不上成为“有文化意义之地”的“拥有者”。

　　公众参与的基础与途径

　　在西方，公众参与的概念最早源于古希腊，指每个公民都可参与城邦政治事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对精英治理、福利社会的不信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对“民主制度”的反思行列。1969年，美国人谢里·安斯坦的《公民参与的阶梯》认为：“公民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

　　这方面的事例在城市规划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如英国在1968年将公众参与正式纳入《城乡规划法》，并逐步强化了制度性安排。深受英国影响的澳大利亚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也在立法决策、政府管理和基层治理等不同层面出台了相应的措施。具体到墨尔本的有关机制上，我们可大致分为福利与权益性参与、自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等不同渠道与环节。

　　例如，物业列入城市遗产保护清单后，房产所有者不仅可以得到有关税收的减免、维修补贴等常规资助，而且可以从“墨尔本遗产复原基金”，“亚拉遗产复原基金”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遗产登记场所和物件基金”获得数额不等的赠款和贷款。这种福利与权益性的政策，能较好地调动民众参与申报城市遗产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