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人问，中国那么大，怎么可能有同样的政策。其实完全可以把政策分到省里面，省再分到市里面，每个市的规模就差不多相当于新加坡了，然后再让他们去处理公共住宅问题。新加坡过去是有农民的，但现在都没有了，因为在新加坡，市民和农民住在一起，在15、6年之内就实现城市化了。城镇化需要一个具体的政策，要中央从省一级一步一步分下去，城市的问题还是要由每个城市来解决。

　　记者：您提到新加坡过去也存在农民城镇化的进程，那么中国几亿农民的城镇化过程中，您认为政府规划应该注意哪些地方？

　　刘太格：中国一定会走发达国家的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在80%到90%，现在中国是50%多，所以中国的一线城市，不应只为目前的人口来规划，应多预留空间给未来的外来人口。不过，与此同时，应保留一些城镇。比方说中国未来城市化率能达到75%，那么我认为其中10%应留在镇里面。因为中国历史这么丰富，很多好东西都在大小城镇里面，不要把它破坏掉。

　　我祖父的老家在福建，最近在看老照片，真是美得不得了！我不希望中国的城市都变成超大城市。我觉得这个“镇”的概念提得很好，就是说我们除了解决城市的问题，也应该把中小城镇尽量保护好。因为中国跟欧洲一样，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很多中小型城镇，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只要解决好城镇的基础设施、交通等问题，选择若干个有特色的城镇进行保护，中国的小城镇有潜力发展为欧洲那种精致的古镇。

　　另外，规划最后是要搞硬件，可是硬件的背后，需要软件思维。要考虑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交通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在考虑硬件规划的时候，还要考虑硬件规划出来以后会给软件带来什么影响。这个是中国城市规划需要注意的问题。

　　记者：我们还有一个担忧是城镇化成功后，将会多出大量不再务农的农民，他们将依赖什么资源生存发展？

　　刘太格：中国的老镇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一定的文化价值。地方有地方艺术，比如说有盆雕艺术、老建筑等等，这种旅游资源能转化成经济来源。把农业做成工业化，这个可能性也相当多。所以不要拿问题来当借口，把这个问题推掉。

　　讨论的目的在于找答案。很多人来学习新加坡经验之后认为两国国情不一样，难以实现。我认为基本的原则是到各地都可以实行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来克服行政上的障碍，把它做好，有没有理解新加坡经验的内涵优势。所以我们要把重点从问问题转移到找答案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