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这本书是新华社老记者王军历时十年的调研与记录，文人写的城市的变迁与城市规划师或建筑师写的城市变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尽管作者说用客观的笔调记录历史，却全册录满感怀和眷念。　　书中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提出“梁陈方案”，建议在完整保护旧城的基础上，在北京城外的西郊建设新的行政中心，把城市分为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几个功能区，形成“大北京”，新旧并存，这个计划最终未被采纳。后来梁思成建议在老城墙上“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造就一个全长39.75公里的环城立体公园，人们可以在城楼上“俯视护城河，远望西山或紫禁城宫殿”，这个方案也被否决。

　　建国后的十年，北京经历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城墙尽数被毁，烟囱立了起来，最终城门名变成了地铁站的符号，随后风云变幻，梁思成被打成右派，郁郁而终。书中记载了梁思成的一生，一个细节是梁思成曾对时任北京主要领导的彭真说：“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60余年后，北京的“大饼”已经摊到七环，雾霾垂天，交通拥堵，城市规划终于提出在保定等地规划新的“副中心”，似与当年的“梁陈方案”异曲同工。龚自珍的诗说：“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大概便是这样一层含义。

　　这是一个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破坏的时代，我们给这个城市注入蓬勃血液的同时，我们也撕扯着她沧桑的面容。书中说“梁陈方案”是一个难以追回的遗憾，现在的北京已然“摊大饼”，其实巴黎的城市规划就有“梁陈方案”的影子，在20世纪70年代起巴黎就不再变化旧城，将城市主轴线向西延伸，规划建设了德方斯商务金融区，而老巴黎的街区至今没有高楼、霓虹和彩绘玻璃。巴黎规划中有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在旧城蒙帕纳斯火车站附近盖了一幢高层建筑后，受到纷纷指责就公认失败不再盖了，因此，巴黎旧城内就只留下了这唯一的一幢高层建筑。

　　我们无法想象真如“梁陈方案”一样规划的北京现在会是什么模样，但书的价值在于，符合“保护历史城市另辟新区扩建”这样一个规划建设的基本方式。建设新区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既省钱，又具有相对较大的自由度，可以避免陷入原有城市的复杂矛盾之中。对于北京这个文化古都，从建国开始至今都存在着“保护与发展”这一基本矛盾，并且矛盾越来越尖锐。如果这两者基本上不在同一空间上发展，矛盾就会简单许多。

　　任何时代都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苛责当年的决策者们没有从今天的角度去勾勒未来，但历史的警钟仍余音绕梁，对今天城市的规划者们来说，能不能从“梁陈方案”的先见性中看到未来？城市规划是基于实践，预测未来的科学，如果对过去的实践不作科学的反思，也就难于正确发展。

　　失去的难以找回，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北京复建了永定门，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检验如是赝品的文化意义，但面对着这失而复得的“古物”，总还是觉得有些不适。我们依旧痛心，皇城脚下，仍在不断拆掉过去随处可见的胡同、牌楼和四合院，同时又复建仿古牌楼，胡同旅游点和新的四合院，这组荒唐的矛盾让人无言以对。

　　现在的北京政府找到了“走出同心圆”的路子，回归了“梁陈方案”的原始思路，对困扰北京发展问题的解决有了转机，让旧城的疏解有了可能。但从文化意义上看，还远不能说旧城问题已经解决。《城记》只是一个缩影，传统美学的崩坏和半调子大都市的兴起正让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严峻考验，从这层意义上看，这本书能提醒我们的还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