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开始，历朝历代都对西安城墙进行了很多次的补建、维修和修缮，但都没有脱离原有的形式、规制等等，建筑位置更没有发生改变。1983年以来，陕西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对这座古城墙进行了大规模修缮，补建已被拆毁的东门、北门箭楼、南门闸楼、吊桥。

　　即使被某个著名古建筑权威称为中国仅有的三个古城墙“真货”之一的荆州古城，为适应经济发展和古城保护，改革开放后分别增开了新南门和新北门；1988年重建了宾阳楼。古城的南门、西门的城楼以及雄楚楼、仲宣楼、明月楼的重建项目都在规划之中。

　　国际社会最初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通常是为了保护史前时期的古老遗物。1981年，悉尼歌剧院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世界遗产委员会以“竣工不足10年的建筑作品无法证明其自身具有杰出价值”的理由予以否决。该项目虽然申遗未果，却引发了人们对20世纪人类创造的审视和思考，即在充分重视古代遗产的同时，如何评判和对待那些未足百年的人类创造。2007年，在首次申遗遇挫的26年之后，悉尼歌剧院以20世纪遗产的身份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针对变化的世界，《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都在与时俱进。面对现实，中国古建筑界必须脱下“皇帝的新衣”，把对单体文物、单体古建筑的过分关注，转移到对有价值的片区的历史风貌的保护、控制与恢复上来。现代人与古人的“珠联璧合”，必然成为保护文化遗产和创造“未来遗产”的必由之路。

　　如果认同这个思路与结论，那么，在现有条件下，南京恢复城门，连接明代城墙，形成一个完整的古代城防体系，肯定更有利于传承中国古代城墙文化的价值与信息。虽然某位偏激的权威宣称“国内古城墙只有三个半是真货荆州、平遥、兴城和‘半个’西安”有些夸张，但北京、成都、杭州等最具分量的历史文化名城绝无可能恢复古城墙，因此遑论城墙与城门的完整性。

　　我认为，只需要把眼光放到50年至100年之后，南京和西安在恢复城墙完整性上的努力就会变得无比伟大。假设我们的古人也抱着今日迂腐权威专家的态度，以古建筑所谓的“原真性”，而在当时无所作为，那么今日中国不仅没有城墙，更不会有长城，权威们只能“望图兴叹。”

　　毋庸置疑，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在城市转型大潮中，留给古代文化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现在从事文化重建，既是性价比最佳的时期，更是最后的机遇期。

　　南京为修复城门花10亿元，高不高？高，但从“未来遗产”的角度，其产生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更高。如果现在不做，由于各种成本的不断提高和预留空间的消失，未来可能想做、能做的可能性将会变得极为渺茫，也许花更高的代价也难以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