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3年底，我国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达127个，其中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为21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有6个。

　　有人说，大城市的门是单向的，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不愿出来。人们为什么愿意生活在大城市?大城市的“魔力”从何而来?

　　王爱兰，家在江西农村，15年前她揣着200元钱到上海打工，如今做育儿嫂月收入达5000元。

　　12岁的小林家在甘肃农村，近几个月来他经常会头痛到全身抽搐。父母带他奔兰州，去西安，最后来到了北京。小林父母相信，北京有全国最好的医院和医生，孩子的病一定能治好。

　　走出山乡，奔向城市;离开小城镇，汇聚大城市。这样的选择基于一个道理：“人往高处走”。

　　“高”，意味着大城市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得到更高的收入。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说，大城市里的就业机会更多，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

　　“高”，还意味着更完善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和更丰富的文化生活。纽约公立学校在每位学生身上投入的教育经费居全美第一;伦敦则拥有45所顶级大学，居英国各城市之首。纽约和伦敦之所以成为世界闻名的移民城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拥有优质的教育、文化等资源。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这样揶揄东京人的生活：“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但即使这样，由于大城市机会多、选择多，是创业者的高地、圆梦者的福地，因而仍然吸引着众多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其集中。

　　大有大的好处

　　发展大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

　　一位针灸医师，从台北移居上海。众人不解：台北不好吗?医师说：“我在台北一天扎30个，在上海能扎300个。”

　　“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集聚带来的好处”，陆铭说。

　　大城市的集聚效应首先体现在分工专业化上，大城市聚集了各层次人才，能更好地实现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大城市里的大量人才资源可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企业能更快找到自身需要的人力资源，劳动力也能找到更多就业机会，中间的交易成本被压缩;此外，按照大数法则原理，大城市里的大量人口、资源可带来更大、更多元的需求，能对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形成天然的保险屏障，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从国际上看，发展大城市是城市化的主要模式。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人口往往向大城市高度集中”，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1880年到1920年间，美国城市化率年均增幅高达0.58个百分点，纽约人口从191万人增至562万人;1800年至1900年间，英国城市化率从30%多提升到78%，伦敦人口则从约100万人飙升至近660万人。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城市以集聚效应引导工业向自身集中，这种集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的集聚效应，如此循环往复，推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韩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人口和产业向少数大城市高度集聚。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圈，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12%，却曾集中了韩国近50%的人口、近60%的制造业和70%的国内生产总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市中心人口向郊区疏散、大城市人口向小城市流动的“逆城市化”阶段，但随着大城市生活质量改善、油价上涨，人们重回市中心，大城市又“复活”了。截至2000年，美国除了底特律人口仍在下降外，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大城市人口都超过其1970年人口，超过幅度约为3%—17%。

　　从国内看，发展大城市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

　　大城市是“发动机”。以人口、经济、科学文化高度集约为特征的大城市，能有力带动区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

　　大城市是“大旗舰”。它既是民族经济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又是外国资本、知识、技术进入中国的“吸收器”，对于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城市是“孵化器”。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传统工业进入尾声，新型工业化正在展开，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未来对信息、技术、资本等需求旺盛，而这些正是大城市所特有的比较优势。

　　反过来说，如果大城市发展滞后，将弱化国民经济质量，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大城市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是小城镇的2倍，超大城市更是达到3至4倍之巨。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粗放经营与大城市发展不足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