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北京工商业的繁华，不仅满足了京城居民的高水平消费，更重要是，可增加政府的税收。因此，金、元、明、清时对北京的工商税务管理都特别重视。古代北京工商税务主要由户部、工部主管，其下属清吏司履行具体管理事务。元代设大都宣课提举司，负责收取商税，税率为三十分取一，每年能收10.3万馀锭银两。除定额的课税外，元代还有额外税，收税范围包括河泊、山场、窑冶、房地租、池塘、蒲苇、煤炭、柴草等30馀种。虽然这是在全国收取的额外税，大都也免不了。明清时在崇文门外设有抽分厂，是北京城内主要收税机构。在北京九门也设榷关。凡商税，三十而取一。弘治间，京城九门收税每年达66万馀贯钞，288万馀文钱。当然，有些收税官员会千方百计地刁难商人，多收税款，以中饱私囊。为了不伤害商家的积极性，促进市场活跃，保证京城供应，政府有时也采取减税措施，例如明万历间，李太后命减天下税三分之一，并免近京畸零小税。甚至皇帝也关注关税，颁布诏谕，严禁收税官员对商人苛刻、刁难，多征税款。如清雍正二年（1724年），皇帝明告天下：“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各省兼管关税之巡抚，受朕委任之重，尤当仰体朕心。”并要求选派诚实可信之人，担任稽查之责，保护商民的利益。

　　社会治安管理

　　古代北京的社会治安管理，大致包括城池卫戍、警巡捕盗、刑法律条、狱制诉讼、严肃吏治等方面。金、元、明、清时政府会颁布一些有关社会治安的禁约。

　　古代北京的社会治安管理，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城池卫戍、警巡捕盗、刑法律条、狱制诉讼、严肃吏治、其他禁令等。古代主管北京社会治安的主要衙门是兵部、刑部，金、元时的警巡院，明、清时的兵马指挥司、巡检司和清代的步军统领衙门等。

　　古代的北京城四周有高大巍峨的城墙。明、清北京的城墙里外都甃以大城砖，十分坚固。尽管如此，保证国都的安全仍然是朝廷重务。因此，在金、元、明、清时，在京城内外都有大批军队驻防，肩负卫戍京城安全之责。尤其明、清时在北京北郊、西郊驻军更多。明代是为了防蒙古军来犯，清代则为了“三山五园”的安全。明、清时，都特别注重皇城的守卫，因为皇城是皇家居住地。如明代，皇城内外的守卫是由侍卫亲军担当的。守卫皇城的官军多达8333名。他们都持有半字铜牌。所谓半字，是“承”、“东”、“西”、“北”四字的一半，代表承天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佩戴铜牌另一半的巡逻官到来时，一对铜牌即可知真假，以防不测。

　　京师地大人众，君子小人杂处，故往往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作奸犯科者。若纵恶不治，良民善人就不得安宁。为了打击坏人罪犯，金中都和元大都都设置警巡院。起初元大都只有左、右二警巡院，后来又在大都城四隅增设警巡院，主管大都城的平理狱讼和警巡稽察之事。若发现京城有盗贼奸伪之人之事，则有大都路兵马指挥使司负责拘捕。此外，大都城警巡捕盗也是枢密院、大都留守司、大都路都总管府的一份职责。明代北京设置中、东、西、南、北五城兵马指挥司，有指挥、副指挥、吏目等官，负责指挥巡捕盗贼，梳理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等事。凡京城内外，五城兵马司划境分管，境内有游民、奸民就将其逮捕，予以法办。当皇帝出行时，五城兵马司还有派人率夫跟随服务的职责。五城兵马司的履职情况，则由五城巡城御史加以监督考察，若有失职之事，五城巡城御史就进行弹劾。清代，北京外城有五城兵马司，负责外城的社会治安。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除中城外，让东、西、南、北四城的兵马司副指挥使分驻朝阳、永定、阜成、德胜诸门外，管理几个人员往来较多的关厢的社会治安。而北京内城是清八旗军集中驻地，正黄、镶黄二旗分组社会治安事务则由步军统领负责。康熙十三年（1674年）置北京提督九门巡捕五营步军统领，简称步军统领，也称九门提督，统率八旗步军五营将士加强京城的社会治安。步军统领的首领皆以最亲信的满族大臣充任。其属城门领官专掌各城门门禁，稽查人员出入；巡捕营官则负责分讯防守，巡逻纠察。

　　任何朝代都有维护其政权的法律。金有《泰和律义》，元有《大元通制》，明有《大明律》，清有《大清律》。这些法律都是各朝代制定的惩恶扬善、维系社会安定的准则和依据。金、元、明、清时的狱讼刑法，都是依据这些律条执行的。例如，《大明律·刑律·失火》条规定：“凡失火烧自己房屋者，笞四十。延烧官民房屋者，笞五十。因而致伤人命者，杖一百，罪座失火之人。若延烧宗庙及宫殿者，绞。”又《大明律·工律·侵占街道》条规定：“凡侵占街巷而起盖房屋及为园圃者，杖六十。各令复旧。其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论。”像这样的法律条文很多。任何时候，法律都是社会治安的准绳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