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古代也有法律，但执行起来就常常变样。因此，古代的冤案、错案层出不穷。特别是明代，在权倾朝野的太监主持下的东厂、西厂、内行厂等三个专以缉捕、刑讯为己任的特务机构，充当了明朝镇压人民和不同政见官员的疯狂打手。

　　古代北京的牢狱也很多，如元大都有三处监狱，分属大都路、兵马司、南城。明代北京监狱更多，分属刑部、都察院、锦衣卫、东厂、西厂、顺天府及大兴、宛平二县等。这些监狱由司狱司具体管理。狱中的囚犯有的是真正的罪犯，但也有不少蒙冤者。元代管理监狱的政策是“司狱致其慎，狱卒去其虐，提牢官致其诚。”明代对待罪囚也施以人道。如“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随衙听候，不许一概监禁。违者笞四十。”“若妇人怀孕犯罪，……皆待产后一百日拷决。”不管何种罪犯，只要有冤情，允许申诉。对于一般囚犯，允许纳钱纳米赎罪，或者令其运米、做工、栽树，也就是劳动改造。当然，对于真正的罪大恶极者，行刑是毫不客气的。

　　除上述几方面外，金、元、明、清时政府还颁布其他一些有关社会治安的禁约。例如，元代“禁以俘掠妇女为娼”；“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资，散之贫民”；“凡伪造宝钞，同情者并处死，分用者减死，杖之”；“禁医人非选试及著籍者，毋行医药”等。清代，不许闲人在御道上坐立；夜晚关闭街道栅栏后，禁止亲王以下的官民在街上行走；禁止在北京内城开设戏院；禁止集会、赌博、吸水烟、吸鸦片等。像这样的一些禁令，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文化教育管理

　　金、元、明、清时期，北京的学校最重要的是国子监与国子学，是全国最高学府，是用儒家之道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金、元时期，还有专门为少数民族设立的国子学，如女真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等。

　　自金贞元年（1153年）完颜亮由上京会宁府（在今哈尔滨市东南之阿城）迁都燕京并改名中都之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雅称“首善之区”。所谓“首善之区”，用今天的理念去理解，可以说就是精神文明建设是全国最先进、最好的地方。而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在于教育和文化。

　　教育主要是指学校。古人有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金、元、明、清时期，北京的学校最重要的是国子监与国子学，又称国学或太学，是全国最高学府，是用儒家之道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金、元时期，还有专门为少数民族设立的国子学，如女真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等。其他学校则有皇家的中学、元大都路学、明清顺天府学及大兴县学、宛平县学、医学、武学等。

　　国子学在东城成贤街国子监，由国子监主管。国子学设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典簿等官，负责教授和管理生员。国子学的生员无论从哪条渠道进来的，大多是男青年中有强势背景的有才有志的俊秀者。他们入学后，再经过考试，分出等级，分堂肄业。在条件优越的国子学苦读几年儒家经典，通过考试合格后，就授予各种官职，有的则从事传统学术研究，著书立说。清末，维新变法，推行新式教育，国子学废止，而京师大学堂兴盛起来，学生所学也由传统的儒家经典增加了现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

　　科举取士制度，肇始于隋代，终结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我国流行了一千三百余年，是我国古代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金、元、明、清时，科举有乡试、省试、殿试等不同名号。所谓“乡试”是每隔三年，各省的士子集中于省城参加科举考试，朝廷派官员主考，主要考试四书、五经、策问、八股文等，考中者为举人。省试本是唐宋时由尚书省主管的考试，故称省试，也称会试。元以后在各省举行的科举考试也称省试，实际上就是乡试。若皇帝在京城宫殿内亲自主持考试贡生，称为殿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元代没有殿试，由翰林院主持同性质的考试。明清两代，省试之后，优胜者集中京师参加会试。会试后，再参加殿试，以定甲第。一甲三名，为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为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为同进士出身。殿试中成绩最高的前三名，即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元明时，每当殿试过后，中进士的学子常常邀约到什刹海边聚会相庆。科举制度，沽名钓誉，引诱得古代青年学子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并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宗教管理也是古代北京文化管理的重要方面。不同朝代，崇尚不同的宗教。如元代崇尚佛、道、伊斯兰教，明代崇尚佛、道教，清代又特别崇尚萨满教。这些宗教教化人们崇善行善。但是，有的朝代因过于崇佛信道，以至大力修建佛寺道观，胜过学校的建设。例如，明正统间，吏部主事李贤建言：“国家建都北京以来，佛寺时复修建，太学日就废弛。举措舛错，何以示法天下？请以佛寺之费修太学。”尽管这样的建议撼动人心，但明正德年间，仅太监们就在西山新建了三百七十座佛寺。明代崇尚佛教的情况可见一斑。

　　清代，因为北京内城都让给八旗军居住，原在内城居住的汉人都被赶到外城去。一些著名的汉族官员及学者也迁往外城。于是，在宣武门外集中居住了一大批高官学人，如纪晓岚、戴震、朱彝尊等等。这些人在宣南地区潜心著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并由他们共同营造了独具特色的宣南文化。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