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人口超载了吗?
记者:中国特大城市在控制人口规模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需要研究应对?
张占斌:我国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有两个特殊的难题需要特别关注: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民数量多,城镇化又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每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达1000万人,2013年农民工总数高达2.69亿人;二是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城市的行政级别密切相关,行政级别越高,城市集中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对人口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如果大多数农民工都流入数量有限的特大城市,这些城市控制人口规模的压力和难度就很大。
记者: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如何科学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张占斌:“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里的控制应该包括控制人口的增速和规模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控制人口的增速。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1996年~2013年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8个百分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增速更快。由于对城镇化加速阶段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使得各方面的准备和应对不到位,使得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规模过快增长成为城镇化过程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从长期看,通过科技进步、城市空间格局调整、基础设施改善、管理水平提高,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特大城市、大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和人口合理承载量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所以,只要控制住特大城市人口增速,我们完全不必担心特大城市、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城市病问题是可以逐渐消解的。
记者:城镇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农民进城,他们在追求更好的生活,如何解决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和农民工进城的矛盾?
张占斌: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但城镇化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农民为了追求更高收入、更高质量生活和更多发展机会的自主选择过程,农民进城的愿望要尊重。而且,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和农民工进城并不矛盾,但农民工进城要合理引导,特大城市发展也要适当调整。
首先,农民工进城要有序进行。一是农民工不可能全部市民化,而应注意到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分化,调控进城农民工规模增速。要尊重农民工进城愿望,重点推进市民化能力强、市民化愿望迫切的群体,对于不具备市民化能力或不愿意市民化的群体,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其返乡创业。二是农民工不可能全部进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而应多路并进,适当分流。要重点引导农民工进入小城镇、中小城市,支持农民、农民工就近进城;特大城市可以设置一定门槛,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合理引导农民工进城。三是农民工市民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分阶段逐步进行。应从政府、社会、农民工群体几个方面统筹考虑,确立近、中、远期目标和相应的配套政策,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解决。
其次,特大城市发展要适当调整,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一是要通过特大城市的科学规划和布局,发展新城和卫星城,适当分解功能,改变目前多数城市摊大饼式的布局形态,促进城市空间布局科学化。二是要加强特大城市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信息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三是要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步伐,逐步缩小与特大城市、大城市在就业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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