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暴增、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紧缺……中国城市正在经受超速成长所带来的阵痛。与此同时，由于定位不清、规划无序，无节制扩张和集聚式发展，不断建设新城、新区，给城市带来了很多“灾难性”的难题。

　　为了成为“全能型选手”而失去了原有的特色，为了追求规模效应而打破了固有的空间平衡。一些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患上了“城市病”。城市科学发展亟须“去全能化”，各地应该重新审视城市战略定位，疏解城市功能，打造符合地方实际的宜居宜业之城。

　　仍然无法走出的“摊大饼”误区

　　当前，由于各地看重综合发展指标，追逐规模成为许多城市的发展思路，虽然不少城市管理者经常大声疾呼发展一定要有科学态度和理念，但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却往往没有顾及合理的功能定位和均衡的产业布局，一味向着“高、大、全”的目标前进，也让城市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铺摊子”、“摊大饼”的做法已被指摘多年，却仍然是无法避免的误区。

　　据国家发改委课题组统计，全国有655个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长春、石家庄、济南等30多个城市计划建设金融中心。

　　如此的思路，事实上对于大型城市的损耗更大。如北京、上海这样规模的城市，由于多年来持续追求全面发展，导致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多重职能过度集中，引发人口膨胀，城市规模超大，使得对人口的调控已成为这些特大城市必须共同面对的严峻课题。

　　1992年，北京就提出分散集团式布局，2005年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但近十多年的发展，北京的“摊大饼”式发展模式并未有效遏制，特别是城乡接合部范围拓展较广。全市近500万外来人口和近50%的违法建设集中在这个区域，人口倒挂问题在这些区域尤为突出，有些城镇本地与外地人比例达到1：15。此外，上海市常住人口截至2012年底达到2380万，超过2020年1850万的人口预测值；杭州市常住人口2012年底即超过880万，超过2020年的规划值。人口规模过大，已经成为当前不少大城市的鲜明特征。

　　资源过度集中、人口迅速膨胀，就这样让大城市在发展中无法昂首阔步，却逐渐步履蹒跚。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有31个城市的汽车数量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超过500万辆，超过200万辆的包括上海、广州、杭州等8个城市。在北京，全市目前年用水量缺口近2/3，不得不依靠超采地下水、从外省调水“解渴”；在广州，不少生源密集地去年小学学位紧张、“僧多粥少”，其主要原因是当年出生的流动人口增幅超过20%……

　　有人说，外来人口源源不断进军北上广，无非是因为它们拥有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教育、医疗、就业等资源和职业发展空间。而如果不改变资源过度集中的现状，就无法阻止人往高处走的传统想法，这些特大城市多个人口疏解项目一直处于半停滞状态就是很好的例证。

　　这两年不断提出的协调发展思路，被认为是治理“大城市病”的根本出路。2013年北京40%以上的外来常住人口来自津、冀、鲁、晋、蒙等周边地区，其中河北的占到23.7%。试想，如果河北发展水平和北京相当，肯定能有效减轻北京压力，这也应对了中央要求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造城不息困局频现未来难测

　　伴随着轰轰烈烈造城运动而来的，是国内对于大造城市新区和新城的质疑，对于部分区域沦为“睡城”、“空城”的忧虑。

　　今年，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公布了对12个省区的调查结果，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大建新城，一方面迅速改变了一些城市的面貌，一方面亦催生出规划不合理所带来的诸多新问题。每个建设中的城市都想成为那个摘得发展果实的幸运儿，但谁也无法预料未来有何种走向。一个城市的兴起与衰落，均需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结果在未来，赌注却需要下在当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很多城市，造新城的决心之大，令人震惊，其新城的造价，往往是全市财政收入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几乎是倾全市数年乃至数十年之力。

　　如西部城市兰州，其造新城的投入预计将达千亿元之巨。2012年，兰州财政收入大约为400亿元，考虑到兰州每年还有其他支出，其可供安排的财力更少，如果不考虑举债，一个新城，几乎要耗尽其未来将近十年以上的可安排财力。